第十五章 蛊惑家和殉难者

1．心怀不满

战争在骚乱中结束，除一小段间歇之外，战争已持续了23年。《谷物法》（1815）通过时，两院受到军队保护以免遭受民众威胁。成千上万的陆海军士兵解甲归田，在家乡找不到工作，其后的4年便是大众激进主义的辉煌时代。

这时的激进主义不再是少数派的宣传运动（如同1790年代时一样），仅以几个组织和几位作家为特征。1815年之后，《人权》中的主张已不再新奇，它们已经得到采纳。大部分宣传激进主义的演讲和文章都注意一点一点地揭露“选区贩卖”制度，或者“资金控制”制度的弊端，如收税、滥用资金、贪污腐败、臃员闲职、教士兼职等等，并认为这些弊端都根源于一小批贪图贿赂，自私自利的地主、朝臣和官吏，同时弊端本身还指出了根治的办法——彻底进行议会改革。这就是激进主义宣传的主调，其在报刊上明显的代言人是威廉·科贝特，在讲坛上最能打动人心的演说是亨利·亨特。科贝特在他著名的《工人》（1816年11月2日）一文中写道：“至于我们当前苦难的原因，正是那庞大的税收；政府强迫我们纳税去供养其军队、官吏和年金享受者，并且去偿付其债务的利息。”

“雄辩者”亨特也把握这同一主题。1816年底，他在伦敦矿泉地一次大规模示威活动中宣称：

激进主义是一种大众化的自由主义呼声，它是人民同未经改革的下院之间一场持续的斗争；这场斗争把一个又一个的问题推到了人的面前。在这场斗争中产生了（也许应该说科贝特创造了）一部激进主义的殉道者传，而尤其是产生了一部魔鬼列传，在其中，摄政王、卡斯尔雷、西德默思；奸细奥利弗、卡斯尔和爱德华兹和曼彻斯特义勇队、皮尔及纸币；还有像布鲁厄姆这一类三心二意模棱两可的改革者，都扮演了其既定的角色。有时候其他人的声音会比科贝特或亨特更有影响，例如T.F.伍勒及《黑矮人报》，威廉·霍恩的讽刺文章，卡莱尔及《共和报》等等。不过这种大众化的激进的争鸣囊括了所有这些人，并在战争刚结束的那几年中从其最老成的喉舌——拜伦以及黑兹利特、亨利·怀特的《独立辉格党报》、约翰·亨特和利·亨特的《观察家报》一直扩展到最极端的激进主义期刊，如《美杜莎》和《自由帽》。

这种呼声反映了伦敦和其他城市以及工业区群众的激进主义倾向，并得到其支持。伦敦民众有一种几乎从未中断的反专制主义意向，从威尔克斯事件到1795年伦敦通讯会召集的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再到支持“伯德特，反对巴士底”的民众鼓动，进而到战后激进主义的大规模集会等等都是这种意向的表现。即便是在1802至1803年间我们也能看到这种倾向，它不仅表现为同情德斯帕德，而且还表现为伴随着要塞司令沃尔赴死刑时发出的咒骂声，因为他犯有命令鞭挞一个无辜士兵致死的罪行。[2]十年之后，当伊顿这位信仰自然神论的老出版商因以《理性时代》的“第三部分”为题出版了潘恩的一本小册子而遭受披枷示众的惩罚时，这种倾向甚至表现得更为明显。科贝特在几年之后曾回忆说：

科贝特说，这群人是“伦敦人的缩影”，这当中有“绅士、商人、各种小商贩、工匠和劳工以及相当数量的女性”：

因此可以说，伦敦民众的激进主义并非是一种新现象，但在战后年代它采取了更有意识、更有组织、而且也更成熟的斗争形式。较新的情况是战争期间外地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和北部地区民众的准政治态度发生了转变。在18世纪90年代，官方只把诺里奇和设菲尔德视为难以制服的雅各宾派中心，到19世纪初，诺丁汉、考文垂和博尔顿也被视为此类地区了；到卢德运动时期，兰开郡和约克西区的大部分城镇，以及中部地区的许多其他市镇都出现了不满。战争结束时，从卡莱尔到科尔切斯特，从纽卡斯尔到布里斯托尔，“暴民”都倾向激进主义了。反过来看，我们还可以从战时修建大量兵营的计划中找到这方面的证据：1792至1815年共修建了155个兵营，其中许多都是有意建在中西部和北部的“不满”地区的。[4]早在1792年，英格兰就已经是靠惟命是从再加上绞刑和“教会与国王”派的暴徒的补充来统治了。到1816年，英国人民已被暴力捆住了手脚。

因此，经常的情况是：战后激进主义与其说是少数人有组织的运动，还不如说它是整个社会的反响。我们可以看看1817年发生的两件事。其一是处死一个名叫卡什曼的水兵，他是因为在1816年12月2日矿泉地集会之后参与袭击一家枪械商店而被处死的。[5]卡什曼是爱尔兰渔夫，曾在海军中服役多年，9次受伤。按他自己的说法，海军部欠他5年以上的薪水及相当数量的奖金。他签约约定每月划给他在爱尔兰的贫困不堪的母亲的1英镑，也从来未曾支付过。战争结束时，他被遣散而分文不给。为求赔偿损失，他曾在一个个拖拉因循的衙门中被听询问证。暴动那天上午，他再次去了海军部，在回来的路上遇见“一个当下士的水兵弟兄”，此人劝他参加矿泉地集会，还请他在路上喝了烈酒和啤酒。他弄不清这次集会的目的，并且，或许也回忆不起来多少事情。

当局几乎找不出另一个比卡什曼更得人心的牺牲者，而且也找不到一个比他更能引发伦敦民众的全部同情心和潜伏的激进主义情绪的人物了。不列颠水兵（其中许多人参加过矿泉地集会）以其喜爱闹事而著称：“他们总爱打头阵，……无论是打仗、喝酒、跳舞或吵闹都这样”。他们是无数有关战争的民谣小调中受人欢迎的英雄，而水兵们所受卑劣待遇同冗职闲员、大臣亲属以及指挥官们所得到的丰厚津贴又形成令人愤恨的对照，威灵顿就曾得到40万英镑拨款为其购买一份宅第和地产（外加其他津贴），甚至那些不在位的港口测量和海军部的职员也得到补助金。卡什曼本人主要是对他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对他“像一个普通强盗那样”被装在车上拉过长街感到义愤，他高声喊道：

行刑过程中出现大规模群众示威，绞架四周不得不架起栅栏并由“大量”巡捕加以保护：

在绞架前，两个英国教会牧师像幽灵一样拉卡什曼作忏悔，被他拒绝了：“别打扰我，这没用，除上帝之外我不需要任何的人怜悯。”随后他对民众说：“你们这些蠢货，我的脚一悬空，就为我三呼万岁”；接着又对刽子手说，“抽掉桅杆吧”。就在卡什曼“脚下那块致命的踏板落下的一瞬间，他发出了一声欢呼”。经过几分钟死一般的沉寂之后，大众“又开始咒骂和谴责每个参与这场可怕的表演的人”，他们高喊“谋杀！”、“可耻！”。一直持续了好几个小时，人们才散去。[6]

另一事例发生在同一个月，是在兰开郡。塞缪尔·班福德，这位米德尔顿的织工同时兼当地汉普登俱乐部的书记，在本村被约瑟夫·纳丁及一队士兵逮捕。这时当即有一大群人围住纳丁和他的士兵，并威胁要实施营救。逮捕班福德的人把他塞进一辆马车，在一队龙骑兵的护送下通过査德顿，想继续逮捕另一些人，班福德后来回忆说：

汉普登俱乐部1812年建立于伦敦，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是一个重要团体：他们是一群有选择的辉格党改革派，每个成员都有每年300镑以上的地产收入。然而，它却为卡特莱特少校提供发表演说的讲坛，也为他在英格兰中部和北方作宣传议会改革的旅行提供了基础，他曾这样回答那些对他的宣传提出批评的人：“英国绅士一年四季都在旅行，有些人去观山看水，为什么就不允许别人去看看忍饥挨饿的人民的实际状况呢？”[8]

很难把卡特莱特在1812年、1813年和1815年所作的福音宣传旅行的重要性说过了头。15年来，全国各地的议会改革者从未有过全国性领导核心及斗争策略，而只有伯德特和威斯敏斯特委员会及科贝特的《纪事报》所提供的那种除外。卡特莱特和科贝特都把卢德运动的造反局面看做是可恶的、徒劳的，但他们又都重新对北方和中部地区感到关注，那里正在增长着骚动。科贝特在1816年才引人注目地转向“工匠和工人”；而不屈不挠的卡特莱特少校则决定进入卢德运动地区，当时他已年过七旬了。

卡特莱特并不打算造成一次“工人阶级”的激进运动，事实上他认为他有责任反对——

改革的压力只有“最大程度地经过中等阶级”才可能获得最佳效果，他希望把造反的不满情绪转移到合法的轨道上来，[9]并为继续开展全国性的议会请愿运动奠定基础。在伦敦的汉普登俱乐部里，不得不把自己关于男子普选权和年度议会的主张收藏起来，并同要求纳税人选举权的主张妥协。即便如此，贵族改革家们还是报怨他的意见太过头，甚至不去出席俱乐部的年度聚餐。卡特莱特看不起怯懦的辉格改革派。他仍然主张对“数量不受限制的成员”进行宣传，他更看重的是共事者们的原则，而不是他们的收入和职业。

在这方面他显示出了勇气。他于1812年5月写道：“我近来一直同那些与骚动地区有联系的人保持往来，为了把不满情绪引上有利于议会改革的合法轨道，他们急于要得到我们协会的忠告和支持”。早在1812年1月，他就去过德比和莱斯特，并在卢德运动进入高潮时试图在诺丁汉召开一次群众改革大会。他曾在《诺丁汉评论》上以公开信的形式劝告那些不支持他的绅士改革派人士不要胆怯：“先生们，当商业萧条、工人买不起面包时，不就是集会的合适时候吗？”1812年夏，当约翰·奈特和“38人”被监禁于曼彻斯特时，卡特莱特立即写信鼓励他们，并在辩护方面为他们提供帮助。到了秋季，他再次决定去“骚乱地区”。

在1812年的巡回旅行中，他曾在莱斯特、拉夫巴勒召集会议（出席者600人），也在曼彻斯特、设菲尔德、哈里法克斯、利物浦和诺丁汉等地召集过会议。他在1813年的1月和2月又作了第二次巡回旅行，在不到30天的时间里，在中部、北部和西部的35个地方召开会议。[10]这次巡游——以及1817年奥利弗的巡游——提醒我们对于铁路出现之前的交通困难强调得过度了。在所有的这些地方都有一批改革派核心人物在为大会作安排，卡特莱特随请随到，而不管邀请者是绅士、小商贩、工匠还是织工；并且他还恰好处处地对那些不冷不热的上等人以及辉格派大雇主冷眼相待，这些人对他所交往的下层人民不屑一顾，就连他的老伙伴怀维尔也曾在一篇匿名文章中指责他鼓励卢德派分子和纵火犯。有一次设菲尔德“议会改革之友会”为他设宴以示敬意，一个自认为是改革派的工厂主竟大发雷霆，因为“餐票价格太低，以致一同就餐的人中除少数例外几乎全都是最低等级的人”；“年度议会和普权派”事前就占了上风，主席位置被“我们的一个激烈分子”所占据。[11]

卡特莱特宣称他在这些巡游中带回了20万人要求改革的签名。（1815年他又到苏格兰去巡游。）集会并不是不受干扰的。1813年1月22日（仅在14个卢德派分子被处死的一周之后），他在哈德斯菲尔德举行的集会就遭到军方干涉，文件和请愿书均被查获，卡特莱特和当地改革者（主要是“技工”）都被逮捕，只因他熟悉法律才未受到进一步迫害。在博尔顿、罗奇代尔和索尔福德，那些为他的请愿书征集签名的改革派也遭到监禁或迫害。可以想象，当卡特莱特匆匆往来于各市镇时，他留在身后刚刚建立起来的俱乐部是很难维持的。实际上，这些俱乐部直到1816年才在工业地区扎下根来。[12]

雅各宾主义的根据地一直是在手艺人的聚集区。但到1815年之后就不可能划出如此明确的界限了。在1815至1832年之间的不同时间里，以反对所得税、什一税、谷物法及冗员闲职这类特别的弊端为目标的鼓动涉及了相当多的人。除工匠和工人之外，工厂主、农场主、小乡绅以及自由职业者都要求某种形式的议会改革。然而，推动改革运动的持久力量却来自“勤劳阶级”，即织袜工、手织工、纺纱工、工匠，以及与此有联系的散布在各地的小业主、小商贩、酒馆老板、书商以及自由职业者等等，从这些集团中时而会产生出地方政治团体的领导人。

改革运动的情况因地方不同而呈现出差异，这种差异又影响到运动的战略和侧重点。战争结束之前，亨利·亨特曾是布里斯托尔一次引人注目的宣传鼓动的发言人。在这次运动中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工匠，特别是皮匠和玻璃匠。[13]在兰开郡南部大厂主和工人之间的鸿沟最深，因而这里的工人阶级改革运动也最“独立”，它甚至对曼彻斯特活跃的中等阶级改革派也保持着距离。约克郡西区的经济鸿沟不那么深，手织工只是到19世纪20年代后期才陷入危机的最坏阶段。所以在利兹，工匠和中等阶级改革派就有某种程度的合作关系。在伯明翰，社会等级较不明显，工匠们一心指望成为小雇主，在这里有一个天生就蓬蓬勃勃的激进主义运动，它得到许多雇主支持，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处于中等阶级的领导之下。

曼彻斯特、伯明翰和利兹的激进主义都同各自地区的社会结构直接有关。然而，若要指出真正的伦敦激进主义发源于伦敦的工业结构和社会模式，这就不那么容易了。每一个追求激进主义领导权或希望树立影响的人都在伦敦有自己的追随者——科贝特、伯德特、卡莱尔、西斯尔伍德、边沁派、亨利·亨特和其他许多人都是如此。伦敦出版界不断推出激进主义报刊和书籍，但直到1832年前，伦敦都不像是改革性群众团体的全国中心。

造成这一状况的部分原因是，伦敦面积太大，行业也太多。在制造业中心，地方领导人有可能从知名于当地并肯定能得到当地支持的人物中产生出来。而在伦敦，激进势力强大的地区就有好些个，比如贝思纳尔草地、兰伯思、索沃克、芬斯伯里、伊斯灵顿等，从这些地方有时会产生领导人。“斯彭斯派”以及卡图街密谋者都曾相信会得到大众的支持，尤其是得到建筑工人、码头工人以及正在开凿帕丁顿运河的“引水员”们的支持；在大多数情况下，斯皮特菲尔兹的丝织工可指望参加激进的示威活动；倾心于合法斗争的威斯敏斯特改革者则总能在工匠的行业俱乐部那里得到支持。不过事实上的伦敦领袖往往是置身于这种支持之上，而不是直接从这种支持中产生的。同巴恩斯利或拉夫巴勒相比，有才智的工匠在伦敦具有更多的社会流动机会；在工业村和小城镇，激进领导人可能停留在他的职位上，其职业和社会地位在20甚至40年中都几乎不变。

伦敦的领导权，有不固定性。突出的全国性人物、雄辩家、幕后人、新闻界人士以及酒馆蛊惑家们都曾相继受欢迎，而在群众眼中他们又常卷入激烈的自相残杀式的争论中。此外，伦敦激进主义在战争中兴起时就已经相当分裂。领导权明显的觊觎人是老资格的威斯敏斯特委员会，但这个委员会这时已决定向与工匠和中等阶级改革派结成联盟的方向发展了。激进主义热情趋于冷却的伯德特在1816年4月发动了一场运动，要求给交纳直接税的人以选举权。他得到威斯敏斯特委员会的支持，当时该委员会已开始其战后鼓动，提出反对所得税的请愿（实际上是直接向有产阶级尤其是伦敦城区的改革派要求支持，而其代言人是市参事员韦特曼）。科克伦勋爵仍持有威斯敏斯特的另一席位；他具有拜伦式的贵族革命者的风格，但其名誉却因股票交易所的丑闻受到玷污。作为政治领袖，他并没有多少天赋，在他辞去议席之后（为了要成为南美战争中一名民主主义的独立冒险家），他的位置最终被边沁派人士约翰·卡姆·霍布豪斯所取代。这是因为，同主张成年男子选举权的卡特莱特或亨特相比，霍布豪斯是伯德特和普雷斯更中意的人选。[14]

威斯敏斯特的这一变动不是偶然的。弗朗西斯·普雷斯和他的工匠小雇主们（其中有些如亚历山大·盖洛韦已是大雇主了）已经放弃了雅各宾主义的信仰，不再相信男子普选和无限制的群众鼓动。他们鄙视伦敦民众，对他们的骚动造反气质感到惊恐不安。他们与酒馆世界很少接触，而新一代鼓动家正在这个世界内展开活动。普雷斯后来宣称说，科贝特“太无知……竟看不出那些未得到有钱有势的人物支持和鼓励的普通人在这方面（即政治组织方面）的愚蠢无能。”普雷斯自己直接受边沁和詹姆斯·穆勒的影响，他蔑视缺乏效率和理性的贵族政府，也对谷物法和任何压迫性的立法感到义愤，在这方面他无疑是个激进主义者。但他却对任何公开发动和组织群众的策略怀有深深的敌意。1817年1月30日，汉普登俱乐部的代表在伦敦开会时，普雷斯为霍恩的《改革纪事》草拟了一份宣言，其意图很明显：即要求把改革运动从男子普选权纲领的影响下解救出来。宣言说“现在如同像其他时候一样必须把所有对英国人来说十分宝贵的一切都委托给中等阶级，让他们去拯救……。必须从这个阶级那里……去取得可能得到的一切好东西”。[15]

到1817年，科贝特已把威斯敏斯特委员会叫做“残余委员会”了，而到1820年，他便开始谴责它是个“干涉威斯敏特政治大事的小集团”，“一个小巧玲珑安乐舒服的团体，曾经仁慈地承担起为伦敦挑选议员的责任”，而且就像一个“卑鄙的私党……它为了种种实际的目的，已把威斯敏斯特变成了像加顿和老萨勒姆一样腐败的选区”。[16]若在此处搜罗伯德特、普雷斯与科贝特、亨特之间这些年来互相抹黑的言词，并无多大意义，真正重要并需要注意的是，在1816年，伦敦激进分子中组织最好的团体其策略是使用国内的运动脱离亨特和科贝特的影响，并引导工人阶级去追随一个新的议会领导集团，它的新星人物是休姆、霍布豪斯和布鲁厄姆。

这种策略对于那些囿于雅各宾主义传统而更为坚定的改革者几乎没有什么吸引力，对伦敦民众中大多数激进分子也没有吸引力。但在1816年，惟一可能替代威斯敏斯特委员会领导权的只有一个小小的“斯彭斯博爱主义者协会”。托马斯·斯彭斯本人在1814年9月就已去世，当时由“约40个信徒”“以某种盛大的仪式安葬了”他，而协会也就是由这些人组成的。协会领导人据说包括沃森父子[17]、阿瑟·西斯尔伍德、托马斯·普雷斯顿、艾伦·达文波特以及埃文斯父子等。由于普雷斯回忆录的影响，大多数历史都把这些人描写成怪癖和不足取的人物：老沃森“生性不羁，……穷困邋遢”；他的儿子是“无法无天的淫逸之徒”；协会图书管理员埃文斯是一个怪人，他“腋下夹着本破旧的圣经，从家里步行到……协会碰头的酒店”。[18]

普雷斯认为斯彭斯派都“不值一提”，他们“无害而天真”。不过，他们既然是1816至1817年同普雷斯和威斯敏斯特委员会争夺伦敦激进运动领导权的主要对手，普雷斯在这方面就不是一个无动于衷的见证人了。作为功利主义者，他会认为托马斯·埃文斯的《拯救帝国的基督教纲领》（1816）是愚蠢的，但人们也许会说，埃文斯的农业社会主义比边沁的幸福计算法更符合理性，并更有根基一些。斯彭斯派的鼓动家在行业俱乐部，尤其是在鞋匠中赢得了许多支持者。他们的纲领——“废除国家的封建制度和领主制，宣布土地为人民共有”——为工匠们日后接受欧文的《新社会观》作好了思想准备。[19]

如果说斯彭斯派还不只是“天真”，那么他们在1816年就也还有一些影响了。在普雷斯的术语中，“不值一提”的意思是他们在议会和有势力的中等阶级圈子中无计可施。不过，普雷斯顿和西斯尔伍德显然比普雷斯更了解伦敦的酒吧社会。在整个战争期间，斯彭斯派一直鼓动在兰贝斯或贝思纳尔草地举行“自由自在”非正式的集会。议会秘密委员会曾在1817年2月报告说，战争一结束，期彭斯派团体在技工和制造商、退役士兵和水兵中成倍增长，由此看来这一情况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危言耸听。有证据表明，到1816年斯彭斯派已经在过去伦敦通讯会方案的基础上重新组合为区和分部了。[20]

此外，在“斯彭斯派”的名称上或许也有一些混乱。埃文斯无疑是斯彭斯的信徒，他敢于发表文章主张剥夺土地所有者——这在土地所有者的议会看来不啻是罪恶之首，为此，他和他的儿子尤其受到当局的追踪迫害。1816至1817年，他和他的小圈子曾发起一次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小规模哲学宣传运动。[21]不过，伦敦更有影响的政治领袖——詹姆斯·沃森医生、阿瑟·西斯尔伍德和托马斯·普雷斯顿也许更应该称作是共和派，是继承了老传统的雅各宾主义者。他们在充满失业的战后年代也曾赞成恢复小农场和“锄头耕作”制，以此作为解决饥饿问题的途径。[22]关于沃森医生我们所知不多，1816年他大概50岁，审讯时被说成是“医护人员和药剂师”，他很穷，参加地下政治活动也许已有好多年了。[23]他是另一个雅各宾派外科医生约翰·盖尔·琼斯的朋友，琼斯曾在沃森任主席的好几次大会上发过言。阿瑟·西斯尔伍德先前是陆军军官和绅士农场主，18世纪90年代后期一直在法国（有人说），他曾在革命军队中服过役。普雷斯顿有时被说是鞋匠，但他似乎已是制革业里的一名小雇主。1816年12月，他曾对伦敦市长这样说：

这些人构成了伦敦极端激进主义的核心，不管他们是斯彭斯派还是承袭了德斯帕德密谋传统的“老雅各”。他们的宣传阵地在行业俱乐部和小酒馆，[24]塞缪尔·班福德及其来自北方汉普登俱乐部的同伴代表们1817年头几个月在伦敦时就曾好几次出席过这种集会。[25]这个集团的大多数人都可能继承了德斯帕德的信念：无论是通过骚动而最终形成攻打伦敦塔和各监狱以及议院的总起义，还是通过武装政变的手段，伦敦都必须在英国革命中扮演巴黎的角色。大家不要以为，如果有足够的刺激，1817或1819年的起义连取得至少是暂时的成功也不可能。不过，若是这个集团中有些人确有不幸的机会显露了他们的勇气，他们仍免不了要受到轻举妄动的指责。他们是自我夸张的牺牲品；他们密谋准备了自制手榴弹和长矛，但在伦敦街头他们却连一座防卫路障也不能垒起；他们不止一次地陷入浪漫幻想之中。而西德默思的密探却能轻易地打人到他们虚张声势的酒馆的地下世界中去。就是在这里，密探奥利弗得到了可以接近中部和北部改革派人士的信任证书。而在伦敦发生过的两次真正的图谋暴动中（即矿泉地暴乱和卡图街密谋），人们一直怀疑，它们是否真有一大半是政府自己派出的煽动分子卡斯尔和爱德华兹制造出来的。

因此，伦敦的改革运动一开始就陷入分裂，一方是谨慎小心的合法派，另一方则是密谋者，处于两者之间的是卡特莱特、亨特和科贝特。但要想全面了解激进主义组织及其领导权问题的复杂局面，我们还须把目光投向伦敦之外，看看扰乱治安会社法颁布之后改革者所面临的形势，而当初的各个通讯会就是在这项法制下于1799年遭到镇压的。

在这项法律下，任何全国性政治组织皆为非法。此外，组建某个全国性社团的地方分会，或是以通讯和互派代表的方式与某个全国性中心发生联系的地方社团也属非法。（这项法律后来对1841年的全国宪章派协会也还是一个障碍。）这样，改革者们仅有的无可争议的权利就只剩下两项了，其一是组建地方性的自立的俱乐部或研讨会；[26]其二是向议会或国王请愿，并为此目的集会。[27]

非正式俱乐部和酒馆聚会是躲过了1796和1806年镇压而存留下来的民主进程的一部分，在伦敦及外地都如此。1902年，《利兹信使报》的一位通讯员曾谈到这类“协会和俱乐部”，其中工匠们

就是在这类“会社”里，比尤伊克和他那些激进的工匠伙伴们于战争时期在纽卡斯尔聚会。1812年选举期间，布鲁厄姆曾从利物浦写信给格雷勋爵说：

难怪科贝特可以在1817年这样写：

然而，从非正式的酒吧团体发展到自认不讳的激进俱乐部，如汉普登俱乐部或政治同盟那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有关于组建兰开郡第一批汉普登俱乐部的有趣的讨论记录。例如，有一份告密者提供的报告，此人曾参加了1816年11月在小博尔顿“狗字号”酒店举行的一次“改革委员会会议”：

大家同意写信给奈特先生（1812年受审的38人中的奥德姆老改革派），同时也写到“W.科贝特先生那里”去，“希望他们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为了支付租金、通讯联络和政治读物等等而在门口收钱，这是否算合法……。”约翰·奈特对这一询问的答复也保存了下来：

奈特很可能是从卡特莱特上校或他的助手托马斯·克利里那里得到建议的。兰开郡和莱斯特郡的各个俱乐部在1816-1817年之间的冬季都自由地在郡内互相通信，甚至居然召集人数相当多的代表大会或郡委员会会议。1817年1月6日，莱斯特俱乐部里的一个告密者作出如下报告：

已派出一个代表团去曼彻斯特，是格雷厄姆和沃伯顿去的。格雷厄姆讲述了他们在兰开郡看到的惨状：大部分穷人仅能弄到一点水，一点盐和一点燕麦——有的人每天仅吃一顿饭，有的人3天才吃一顿饭。随后他宣读了一封德比来信，说一个曼彻斯特人在去伯明翰和布里斯托尔的路上要访问莱斯特俱乐部。后来又读了卡特莱特上校的一封信。信上说，他已得到14个不同会社的消息，打算派代表去伦敦参加1月22日的一个委员会……。[32]

在此之前的几周，兰开郡的改革者甚至走得更远。在米德尔顿举行的一次由“切郡、约克郡西区代表”以及兰开郡参加的代表大会上，任命了四个“宣讲员”，其中两个途经制陶区去伯明翰，另外两人则在约克郡召开集会。会议甚至决定：“联合王国所有请愿团体都应该派出……一个至多个代表去曼彻斯特……以协助同盟的所有力量形成统一认识”。[33]

因此，在1816年最后几个月里，外地汉普登俱乐部或参加同盟的协会有了很大的发展；[34]在其建成的几周之内，这些倶乐部都急于要与外界建立区域性和全国性的联系。一时间，曼彻斯特似乎要成为全国的领导了，不过，后来还是卡特莱特和伦敦汉普登俱乐部出面召开由各俱乐部代表参加的代表大会，于1817年1月底在“王冠与锚”酒馆开幕。这次由70名代表参加的会议力图绕过政府法令，它采取群众会议的方式，并宣称它代表“正在请愿的各市、镇及其他社区可能选出的人，他们在此聚会以讨论……实施宪法改革的最佳方式”。会议进程未被当局打断，若把这种境遇同1793年爱丁堡的“全英代表大会”相比较，那还算是一个微小的进步。但这次会议同时也强调它与全国性运动不相干。

这次会议召开的直接背景是科贝特日益增大的群众影响，以及1816年1月和12月的矿泉地大规模集会，亨利·亨特曾在会上发表过演讲。关于这一点，班福德的叙述是人所共知的：

“在周围的穷人中具有任何的政治常识和固定的政治原则是最近的事”，一位曼彻斯特改革者在1820年写道，他也把这种变化归功于“科贝特先生论述本国的财经形势和税收在降低劳动者的生活水平的作用的佳作”：

由于沉重的印花税，科贝特的《政治纪事》（当时售价一先令半便士）好些年来一直只能在北方发行，[37]在科贝特发现印花税法的漏洞之后，决定性的变化就在1816年11月发生了。他开始以两便士的售价把他的主要论文以《每周政治手册》的形式（“两便士随笔"）分别出版。第一篇就是著名的《告英国工人大众书》：

“傲慢的雇员称你们是暴徒、贱民、渣滓，是一大群猪猡，还说你们的意见等于零，公共集会不干你们的事……”。科贝特用简洁的语言论证了间接税给人民造成的沉重负担，指责“闲职冗员和年金领取者”的高额费用，并阐明了税收和代表权在本质上的关系。他抨击马尔萨斯的论调，即穷人受的苦是早婚和多子女的缘故（“那么，一个小伙子手挽着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必定就是恶水啰！”）和补救失业的惟一办法就是向外移民。科贝特认为：“你们用你们所交的税维持了他们，你们和他们一样有留在本国的权利！你们同他们一样都有父母兄弟姐妹，有孩子有朋友……”。惟一正确的解决办法是经过改革的议会：“我们必须先有议会改革，否则将一无所有。”

到1816年11月底，这篇讲话已售出44000份，——“如果她有能力的话，就让腐败当局去把它抹掉吧。”而到1817年底，这份公开信据称已卖出20万份。[39]自《人权》以来，还没有哪一份作品获得过如此广泛的影响。从此以后又以信件的形式发表许多每周一期的小册子，标题为：《致汉普郡善良真诚的人们》、《致所有真诚的英国人》、以及《致个别政治家》等等，每种小册子的销量也相当大。然而，当改革运动就要跨入有组织的阶段时，科贝特却停步不前了。虽然科贝特的作品促成了汉普登俱乐部的建立，但这并非他的本意。1816年11月5日、12月2日以及12月10日发生在伦敦矿泉地的规模巨大的改革示威，是在极有影响的“斯彭斯派”（沃森医生、西斯尔伍德、普雷斯顿、胡珀）领导的一个委员会的首倡下举行的。科贝特一开始就拒绝了约他在大会上首先发表演讲的邀请。结果三次集会的主要演讲人都是亨利·亨特。

亨特是个富有的绅士农场主，10年来他一直是具有科贝特倾向的改革者。在1812年的布里斯托尔选举中，他作为激进主义者赢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从此便蜚声全国。班福德曾凭记忆描述过1817年的亨特：他是一个五官端正的人，“风度和服饰都像绅士，身高在6英尺以上”：

亨特的自负同自尊心一样大的米德尔顿织工班福德不太相投，班福德对亨特的最后评价是苛刻的。但班福德也对亨特作出了重要的评定：亨特“总是……把自己置于最艰难的境地……。他总是在同自己或别人制造的风暴相斗争。因此，同其他处于他那种地位和时代的人相比，他要忍受更多的东西，人们应该据此来评价他。”[40]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除了19世纪20年代中期的几年之外，亨特从战争结束到改革法案的通过，一直都是改革运动最主要的雄辩者。1816年他曾在矿泉地演讲，1817年人身保护法中止期间，科贝特认为隐居美国更明智，而亨特却继续他的活动。在彼得卢的集会上他是主要演讲人，并为此遭到监禁。1830年，他在普雷斯顿这个“纳税”选区当选为议员，成为未经改革的下院中惟一支持工人阶级改革运动的人。从1830至1832年，他仍然坚持成年男子普选权，而且还批评1832年法案出卖了平民改革者。他的一贯性和战斗性使他成了人们争论的中心和流言蜚语攻击的目标。

然而，流言蜚语并非毫无根据，因为亨特既有一个鼓动家的美德又有其弱点。此外这些特点在那个时代的众多领袖人物身上都能发现，因此我们必须把这些特点看做是那个时代运动的特点。首先，威尔克斯的老传统只能逐渐消亡，这样，即使是民主运动也还是期待着贵族或绅士出来领导。因为只有像伯德特、科克伦、亨特、费格斯·奥康诺这类绅士才僮得高层政治的形式和语言，而且可以在竞选讲坛上尽显英雄形象，或是用大臣的腔调把大臣们痛骂一顿。尽管改革运动可以利用平等的言词，但人们所崇尚的仍然是旧有的东西，甚至在狂欢的人群中也是如此。即使是在改革运动中，每当一个工人似乎就要“出人头地”时，他立即会遭到他本阶级中许多人的妒嫉。其次，在一个被排斥于权力之外或者连权力的希望都没有的人民运动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种蛊惑因素，这种情况助长了毫无建设性的批判和攻击。除了运动的牺牲者和无所畏惧的自愿者之外，激进运动中还包括了醉汉、携款私逃的司库以及反复无常吵吵闹闹的新闻记者，这些人说起话来总是夸夸其谈，华而不实。鼓动成千上万软弱无力的人去敌视武装的现存制度，这样一种人民运动的真正困窘却用夸张的言词表达出来。作为重大改革集会的演讲人，亨特知道怎样去打动听众。他的演讲的风格正是他的听众遭遇到的困境促成的。

当然还有其他许多因素导致了这位鼓动家的崛起。就全国而言，激进主义政治组织从来就不知道自律约束。既然任何政党或通讯中心均为非法，既然不存在经过选举产生的执行机构来决定政策和策略，那么领导责任就不可避免地落到了单个的演说家和新闻记者身上。策略上的真正不同意见也就演变成为个人间的妒忌；反之，如果哪位领导人的策略在群众的欢呼声中得到批准，他就可以从中找到自负的资本。鼓动工作中的这种情形使各种问题都同个人因素联系起来了。大规模群众集会需要有特色的头面人物。头戴白色大礼帽的亨特欢喜别人知道他是“自由的拥护者”或是（在彼得卢事件的监禁期间）“伊尔切斯特的圣亨利”，正如奥斯特勒后来把自己描写成“童工之王”、奥康诺则把自己说成是“自由之狮”一样。

此外，持续了半个世纪的大众激进主义和宪章运动一直都处于困境之中，但却从中产生了瑟尔沃尔、盖尔·琼斯以及18世纪90年代的雅各宾“保民官”之类的人物。改革者中“道义派”和“实力派”之间的冲突有时被人们说得过于激烈，似乎可以在沃森医生和西斯尔伍德这类坚定的密谋者与普雷斯或班福德这类纯正的宪政主义者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事实上，激进主义和宪章主义都界于这两个极端之间。1839年之前，几乎没有几个改革者认真准备过武装起义，但更少的人打算完全否认人民在面临暴政时有反抗的最终权利。宪章派的口号“可能则和，必须则战”，同样也表达了1816至1820年以及1830至1832年的激进主义者的共同信念。卡特莱特少校坚持认为公民有携带武器的权利，温和的《独立辉格党人报》编辑亨利·怀特是许多激进主义新闻记者中惟一提醒读者注意1688年“光荣革命”先例的人：

汉普登俱乐部的名称本身就会使人想到一个更为激烈的先例。科贝特就曾煞费苦心地强调说光荣革命是善良的辉格党人的信念。他写道，以武力反抗压迫的权利“是英国的法律和惯例所明确宣称并规定的”：

除此之外，科贝特还曾有意出来为彭特里奇起义辩护，他说：“布兰德雷思做的什么事超过了辉格党人在光荣革命中的所作所为呢？”[42]

科贝特审慎地选择了这样一种含糊不清的表述：人民有反叛的权利，但只是在压迫超过了某种无法界定的界限之后才如此。伍勒在《黑矮人报》上也采取了同一说法：“人民反抗压迫的权利总是存在的，而且……干这事的必然权力总是取决于人民的共同意志”。[43]卡莱尔在彼得卢事件之后走得更远，在《共和报》上鼓吹诛戮暴君。[44]每份大众激进主义的报刊杂志以及每个演说家都曾间接或直接地提到反叛的权利。运动的壮言的实质部分几乎不提通过参政权合法地纠正弊端的途径，而是暗示、告诫甚至大喊大叫人民要最终诉诸实力。当亨利·亨特在第一次矿泉地大会（1816年11月15日）上演说时，并不比其他几十个演说家走得更远：

谈到“生死攸关的日子”或“算总账的那一天”是会赢得民众最热烈的喝彩声的。我们决不应该掩饰这种说话方式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它助长了酒馆蛊惑家这类激进主义往往存有较多水份的人；它甚至还会助长那些靠巡回演说挣钱的人（班福德极不赞成这些人），“这些人做着高谈阔论的生意”，他们互相竞争，肆无忌惮地用最疯狂最放肆的言谈来博得民众的喝彩。[46]全国性的领袖人物如拿笔的科贝特和伍勒、动嘴的亨特等等知道怎样巧妙地使自己的言词刚好不致于犯叛国罪，虽然他们避免参与非法活动。但他们（之后是奥斯特勒和奥康诺）还是免不了被指控为鼓动他人从事非法和叛国活动，而自己则从其后果中逃避出来。

这只是激进主义领导人争吵不休的一个原因，他们内部长期不和的另一个原因则是经费问题。充当激进主义领袖是一桩费钱的差事，科贝特和亨特都知道这个道理。除了演讲、出版、旅行和通讯需要花钱之外，请辩护律师以及参加竞选还需很大开销。科贝特，尤其是亨特，在他们爱好的方面都算是挥霍浪费者——科贝特是在农业投机方面，亨特是在生活的总体风格方面。他们两个人在财务上都有些漫不经心。缺乏统一性的激进主义运动，由于没有经选举产生的执行委员会和委任的司库，始终只得靠一些特别委员会出面呼吁这样或那样的应急基金援助。科贝特靠出版赢利弥补了个人损失，而亨特为了使自己的宣讲有利可图则出售“激进早餐饮料”（一种用烤谷子制作的代替茶和咖啡的混合物，亨特把它推荐给激进主义者以抵制某种征税商品）。由于私人的营业收入与运动的资金之间并无明显的界线，激进运动的基金的使用和托管问题，以及公私利益的混淆都成了公众指控的丑闻。这类事情后来对奥康诺和欧内斯特·琼斯也是同样的。[47]

然而，激进运动内部不和的最大原因纯粹是虚荣心。由于他们经常为此发生纠纷，因此，与其把虚荣看做是他们争吵的原因，不如把它看做是激进运动普遍缺乏统一组织的一种症状。几乎所有的改革领导人在不同意见刚一出现就立刻尖锐地指责其他领导人的动机。当挑唆分子卡斯尔、奥利弗和爱德华兹的真实面目被揭露出来之后，这种互相怀疑进一步加剧了。从1817年起，由于人们互相指控对方为“密探”，由此产生的怨恨使怀疑的气氛变得浓厚起来。

由于缺乏民主的政治组织，激进主义政治打上了个人烙印。1816年之后的运动具有18世纪90年代运动的许多优点，但没有它那种平等的特色。科贝特是树立一代风气的人物，因此在这一点上批评他是没有多少道理的。独立的激进主义出版物在战后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他个人的成功。他自己对这一成就的解释（写于1817年和1819年）是接近真实的：

到战争结束，他已成为（用黑兹利特的话来说）“国家政治中的第四等级”，[48]而且“无疑是当代最有势力的政治作家”。“当他还是托利党时，改革者读他的作品；他现在成为改革者，托利党人倒要读他的书"。连续几道旨在征收报刊杂志税以及加紧实施煽动性诽谤罪的法令大都是针对科贝特本人的。科贝特曾声明说：“我说这话并无自我中心的意味”，不过他的结论却富有个人色彩：

科贝特最喜欢的题目当然是博特利的威廉·科贝特。他的《纪事》连篇累牍地刊登了他自己的事迹、自我辩护、主张、感伤、一时印象以及他的遭遇等等。结果，改革事业被说成是个人的事，变成了威廉·科贝特和腐败的旧制度之间的斗争；卡斯尔雷，“博尔顿的弗莱彻”、威尔伯福斯、马尔萨布鲁厄姆、伯德特等人都是或变成了他个人的敌人。科贝特这种变化无常的热情常常使他的改革派同事心神不安。黑兹利特的见解是比较公允：“一旦他自己的作品使他自己创造的人物出了点小风头，进而银铛入狱之后，他就同他们争吵”。

我们不得不把科贝特的缺点作为他的天才的阴暗面来理解，他的天才使他能在英国历史上的30年间（一周复一周地）比任何新闻记者发挥的影响都更大。只是在对他的天才视而不见的情况下，他的那些缺点才是令人太厌恶的。科贝特树立的风格不可避免地为他的同事和竞争者所仿效；亨特在伊尔切斯特监狱分期发表的《回忆录》中以及卡莱尔在《共和报》中都模仿了这种风格，还有12个名气较小的人物也是如此。从战争结束到改革法案通过这段时期是“自立政治家”的时代，每一个激进主义者都是政治上的抗议者；每一位领袖人物都声明自己是独立的，只相信自己的判断和良心，不崇尚任何权威。黑兹利特在1819年写道：

黑兹利特还说：“一位改革领导人常与同一条战壕的所有人争吵……并认为他为事业作出了一份有益的贡献，他放纵他的坏脾气和个人意志，并把这些误以为是对自由的热爱和真理的热诚！”

这种顽固的个人主义的长处在卡莱尔与当局的长期斗争中显示出来。[50]然而，无论是亨特还是卡莱尔，其缺点都是令人不快的，并且整个危及到改革运动。在澎湃汹涌的人民骚动中，大小领袖人物的虚荣心像水蒸气一样冒了出来。普雷斯把除他自己和几个功利主义者之外的所有人都看做是可操纵的傻瓜，班福德常显出一个自我成才者的满足和自尊，他的原则可以经得起迫害，但却经不起西德默思爵士的甜言或者某个绅士对他的诗文的恭维。卡莱尔终究是个人主义者，他对自己的判断相当自信，甚至不承认政治协商或组织这类概念。亨特（如果我们仅仅是相信他的某些同事如班福德和约翰逊对他的一部分的指责）的虚荣心方面有时表现得很无聊。彼得卢事件之后，亨特的几个同他一起被控告的同事在候审期间在兰开郡的棉业城镇作了一次公开巡行。班福德回忆说：“我对身边不断发生的事除了感到有点羞耻之外还感到可笑”：

当我们估量亨特、伯德特、奥斯特勒或是奥康诺的影响时，必须记住，他们的巡行简直就像深得人心的国王，而他们的出场又像挂头牌的明星来了。1819年亨特曾在兰开郡的一个村里受到热烈欢迎，他走过的路上铺满鲜花，人们高喊“要伯德特，不要巴士底狱！”、“亨特！自由！”，同时还唱着歌：

在曼彻斯特激进派主日学校里，学生班长们脖子上佩戴的不是耶稣受难像而是亨特的盒像。[53]再如，每当群众集会结束时，人们总要卸下主讲人的马车，然后拉着坐着扬扬得意的主讲人的车穿过一条条街道。盛大的示威活动都有礼仪式的特点，演讲人以口若悬河的雄辩、措辞考究的提问来打动听众，以期获得预期的喧嚣效果。[54]因此，有特色的演说家都是那些善于为自己制造戏剧性效果的人，20000人震耳欲聋的欢呼使大多数人自我膨胀起来。随着虚荣心的增长，演说家开始沉湎于台下人山人海喝彩欢呼的景象。普伦蒂斯写道：“亨特的胃口吊高了”。他开始嫉妒自己的竞争者，经常注意寻找机会树立一种戏剧性形象，并开始对自己那些不重要的同事漫不经心敷衍了事。反过来，这些人因民众的忽视而感到虚荣心受到损害——为什么就不能喊“约翰逊！自由！”或者“班福德！自由！”呢？

鼓动家是有害亦有益的领袖人物。亨特的言论的既不是自由主义的原则，甚至也不是系统周密的激进主义策略，而只是运动的情绪。他总是拼命去说那些能激起最热烈欢呼的话，他不是领袖，而是成了民众中最不安分的那部分人的俘虏。据普雷斯说：

彼得卢事件之后，亨特的声望达到顶峰，并在伦敦受到了凯旋式的欢迎，普雷斯（在致霍布豪斯的信中）也曾用比较宽容的措词描写亨特：

如果我们不考虑战后激进主义运动领导人的个性和领导权问题，我们就不可能理解这一极端混乱的运动。这是大众激进主义的英雄时代，然而，纵观全国，很难发现哪位领袖人物看起来像是英雄，相反，他们有时还显得滑稽可笑。从1815年到宪章运动期间，激进运动一直是相当活跃，持久不衰，从根本上说也是健康的，尤其是在巴恩斯利、哈里法克斯、拉夫巴勒和罗奇代尔这些地方中心。运动的真正英雄是地方上的书商、报纸经销人、行业工会的组织者，汉普登俱乐部和政治联盟的书记和发言人——这些人后来都遭到监禁，却并不指望为此得到终身酬报；他们在多数情况下仅仅是无名小卒，最多只在当地报纸和内政部的文件上留下少数几份有关其活动的记载。他们为那些喜好争论和提出异议的领袖人物提供了讲坛，不然，那些领袖们肯定无能为力了；不过他们经常沮丧地注视着领导人之间的争吵。

1816至1817年冬春所发生的混乱无序的事件表明，日益发展的全国性运动缺乏一个全国性的中心。1817年1月，在卡特莱特少校的倡议下，来自各地的汉普登俱乐部代表在“王冠与锚”的大厅集会，这是全国性请愿运动的高潮。从多方面估计，这次呈交的改革请愿书（多数是主张年度议会、成年男子普选权、无记名投票）所征集到的签名总数在50万到150万之间。

但是，从卡特莱特发出要求召开会议的传阅信件（1816年9月）到会议召开期间，12月2日第二次矿泉地大会引起的骚动事件已经出现了。这些骚动的起因和意义则不清楚。早在1816年3月，伦敦就已出现旨在反对监禁债务人的极端雅各宾主义骚动。当局曾截获一封致“我们受到监禁的同胞”的信。该信大概出自“三色委员会”之手，它宣布要在3月2日举起“三色旗”，到那天“牢门将被打开，……高高在上的各类巴士底狱将化为灰烬”：

这样的骚动并非完全不可能发生。伦敦和伯明翰在战争时从事定货生产的小雇主们是战后经济萧条的最大受害者，他们当中许多人破了产。战争期间，这些小雇主有许多一直是为大代理商从事转包合同生产的，后者从中获得较大份额的利润。小雇主发现他们的劳动只是养肥了这些中间人，而自己反倒要负担沉重税收和穷困地区的贫穷救济金。[57]这样的境遇迫使他们转向了极端激进主义，而伦敦通讯会和威斯敏斯特接连几次的议会选举的长期宣传则早就为这种转变做好了准备。如果说关押负债者的监狱有时可能是招募密探的地方，那么，从更重要的程度上说，监狱也是激进主义者的进修学校。在这里，那些遭到债务法严厉惩罚、内心极度痛苦的受害者们不仅能够读书、讨论而且还能结识更多的朋友。[58]

1816年3月的那封威胁信并没有产生任何结果，但攻打监狱的说法在12月的矿泉地事件中又出现了。关于这事至少有三种不同的说法，我们必须对此作一番谨慎的考察，第一种说法出自审讯詹姆斯·沃森医生时的起诉书；第二种说法出自亨利·亨特1822年的《回忆录》；第三种说法则出自沃森医生的辩护律师的答辩词或他自己的辩词。但这些说法都不可靠。首先，政府的说法主要出自一名政府帮凶约翰·卡斯尔的证词。他早已是个挑拨离间之徒，后来又被证明是声名狼藉的证人、伪誓者、妓院“老鸨”的保护人；[59]其次，亨特的《回忆录》是在卡图街密谋事件之后在伊尔切斯特监狱中写的，在这之前他就同沃森发生根本性的争吵，他当然有意把自己同此事的关系缩小到最低程度；而沃森则于1819年秋在报上同亨特进行论战，他不肯把他这方面的事公布出来，理由是时机尚未成熟。

事情的真相也许是这样。1816年秋是一个极端困难、充满失业的时期，兰开郡、约克郡、伯明翰各行业以及伦敦都受到了影响。首都的两大工业——钟表业和丝绸业——同时陷入了萧条。仅在斯皮特菲尔兹一地，据说就有45000人缺乏食物，而且吵着要在11月进入济贫院。[60]同时，伦敦还有一大群退役士兵和水手。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威斯敏斯特委员会退缩了，拒绝在伦敦民众中进行任何鼓动。除了威斯敏斯特竞选场合（以及伦敦城选举，此时有大量人群聚集在市政厅前）以外，自1795年以来，伦敦就再没出现过激进主义性质的、完全“不限人数”的示威活动。这样，一个小型的极端雅各宾主义的（或称斯彭斯主义的）委员会形成了，其中最活跃的成员是沃森父子、普雷斯顿、西斯尔伍德、胡珀和密探卡斯尔。该委员会于1816年11月15日在矿泉地举行示威活动，并发信邀请几位主要的激进主义者出席。科贝特同此事保持着距离，仅有亨特同意到会演讲。大会前夜，亨特把该委员会提出的大会决议案作了修改，使之比较温和，而直到这时他才见到大会的组织者们。大会的准备工作很不充分，甚至连一个像样的讲台都没有。然而到会的人都相当多，完全出乎大会组织者的预料，结果，亨特只得站在一个能够俯瞰会场的窗口前演说。

大会“延期”到12月2日。用亨特的话说，大会组织者们因成功而洋洋得意，一起陪他回到旅店，并在晚餐桌上高声侈谈革命。在这当中，正是卡斯尔说出了这句祝酒辞：“愿最后一个国王被最后一个教士的肠子勒死。”（沃森和西斯尔伍德第二天拜访了亨特，并为卡斯尔的行为向亨特表示歉意！）大约在同一时候，某种“行业委员会”在伦敦成立了，普雷斯顿积极参与了其活动，而另一个密探（T.托马斯）成功地当选为主席。据托马斯说，普雷斯顿成功地把斯皮特菲尔兹的织工组织起来，并在私下曾说出要清除所有的土地所有者和公债持有人，还提出举行起义，攻打英格兰银行、伦敦塔和各监狱。卡斯尔积极支持这些建议，而且真的在12月2日把一些武器装到一辆车上运到矿泉地。这次到会的民众比前一次多得多，其中还有许多士兵和水兵。事先也有谣传说会上要“出事”，这一谣传甚至远远传到了英格兰北部。[61]在普雷斯顿看来，军队即将哗变，这不仅是因为士兵心怀不满，而且也因为普遍同情人民。[62]会场上展开的一面横幅上也这样说：“英勇的士兵是我们的朋友，善待他们。”

“……腹中空空使人热血沸腾……”。这是为军队草拟的一份传单底稿上的一句话，据说这份底稿是矿泉地大会之后在沃森的家中发现的。但是12月2日头脑发热最厉害的似乎不是士兵，而是沃森医生的儿子。沃森父子俩（普雷斯顿说）会前一直在喝酒，小沃森已经是酩酊大醉了。他老早站在一辆马车上对着一部分群众高谈阔论，这一部分人中的许多人（像卡什曼）同他一样，似乎也是醉醺醺的。随后，他跳下马车，走入人群中，一些人朝伦敦塔方向走去，剩下的人则向不同方向涌去。好些个枪械店遭到抢劫。一些暴动者到了伦敦塔，其中一人（也许是普雷斯顿或西斯尔伍德）爬上围墙，号召军队加入人民的行列。在铸币厂也发生过好几次的暴动，其规模使人想起戈登暴动，结束时有一个骑在马上的人率领这群暴民（无论是当局还是密探都不知道他的身份）。政府曾事先得到暴乱要爆发的警报，并采取了防范措施，而亨特也曾吃惊地发现在冷浴地监狱门前配置了“大批巡捕和警官“。不过，只有一小部分卷入了暴动，更多的人则留在原地听亨特演讲。[63]他们同意再次把大会“延期”到12月9日之后，便和平地散开了。

出席第三次矿泉地大会的人数实际上比第二次还要多。[64]要对所有这些混乱事件做出一种解释是不容易的，这些暴动并非简单的酗酒闹事，也不是精心策划的挑衅行为，同时也没有明显的模仿攻陷巴士底狱的意图。然而，这些暴动在某种程度上却具有三方面的性质。沃森医生或许并不想看到示威活动本身以外的一些后果，不过西斯尔伍德和小沃森（在卡斯尔的鼓动下）倒有可能多多少少想要引发一次“自发的”暴动并以此打开全民武装政变的道路。小沃森后来就销声匿迹了，几个月后他化装成一个教友派教徒（用腐蚀剂毁容），偷偷登上了泰晤士河边一艘去美国的轮船。[65]亨特当然同暴动阴谋无关，不过在开庭审讯沃森时，他还是愿意出庭作证并为沃森辩护，同时来证明自己的温和影响，[66]并且在此后他还与沃森共事了两年。

普雷斯把矿泉地的暴动者称为“一伙卑鄙的傻瓜和歹徒”，但我们没有理由就此认为大多数伦敦人也持这种看法。如果说暴动者们是那些浅薄外行，并且受到好装腔作势的领导人的摆布，那么，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威斯敏斯特委员会没有坚持先前的雅各宾主义原则所产生的后果。矿泉地事件至少产生了三个严重后果，第一，它为当局压制改革派提供了所需要的借口；第二，当战后激进的改革运动；[67]刚刚起步时就吓退了温和的中等阶级改革派，并使之推出了大众的激进运动；第三，它使改革领导人在汉普登俱乐部的代表大会召开前不久陷入了惊慌失措之中。伯德特先前曾代表伦敦汉普登俱乐部在卡特莱特关于召开代表会议的传阅信上署名，他自己却去他在莱斯特的领地而不去“王冠和锚”出席会议。而科贝特，照他自己的解释，直到大会前仍犹豫不决，他认为“在这样的紧急时刻开这样的会，将会为腐败政府提供他们需要的靶子”，而且代表们会暴露身份，即使不遭逮捕，至少也会引起政府密探的注意。[68]他以比大多数改革者更加敏锐的洞察力看透了政府的挑衅手段和用激将法激励极端激进分子进行流产的暴动，以便分裂运动。他在1816年12月写道：“他们全靠阴谋诡计，哦，他们太靠阴谋了！他们挖空心思，用尽手段，焦躁不安，浑身是汗，完全不能自拔，他们搞阴谋都快搞到死的地步！"[69]

直到最后一分钟，科贝特才同意（作为威斯敏斯特的“代表”）同亨特（作为布里斯托尔和巴思的代表）一起参加会议。卡特莱特少校以其沉稳的风度坐上了主席的交椅，他“身着棕色长礼服，头戴褐色假发，步入房间，平静地坐上第一把交椅”。[70]然而来自兰开郡和莱斯特郡那些充满活力的俱乐部的代表很快就会看到大会陷入争吵之中，他们为此感到沮丧。（在科贝特的支持下）会上曾有人企图按照未列会的伯德特的愿望把改革者的要求限制在房产持有人选举权上。亨特则支持成年男子选举权，他的主张得到了外省代表的支持。后来，科贝特出于纯粹的实用主义考虑又宣布自己改变了主意，他解释说，他以前支持房产持有选举权仅仅是因为他不相信“那些没有固定的看得见的住所、因而对安全不感兴趣的人们……正确地投出选票”：

最后，一个“非常聪慧、谦逊的人，很抱歉我忘了他的名字，不过他来自兰开郡米德尔顿”，就他提出的异议作出了答复，指出，由于实行民兵法，每个教区都有成年男性居民的名册，这种名册同样可用作投票人名册。“于是我全明白了，以前我是根本想不到这种事……。”[71]

那位“聪慧、谦逊、来自米德尔顿的人”就是织工塞缪尔·班福德，不论人们对他作出什么样的批评，他依然是19世纪早期激进主义运动最伟大的编年史家。真实的情况可能是这样，像班福德这样的人给科贝特留下的良好印象比起他谈到民兵名册更能使科贝特转变到拥护成年男子选举权的事业上来。实际上，主张房产持有人选举权还是主张成年男子选举权多年来一直是中等阶级改革运动和工人阶级改革运动的分水岭，科贝特加入后者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然而，他的加入仍没有解决各汉普登俱乐部所面临的统一组织和领导的问题。科贝特既厌恶伯德特和威斯敏斯特委员会的“尾巴”的妥协政策，又厌恶伦敦酒馆倶乐部的秘密地下活动。对于改换宣传鼓动的方式，科贝特之所以给予正式的支持，是出于年迈的卡特莱特少校的建议。但卡特莱特的想法在许多方面仍然属于怀威尔以及小绅士改革派的郡联合会那个时代。如果乡绅们退缩不前，卡特莱特会乐于同工匠和小雇主联手。不过他依旧相信旧的行动方式，即请愿和召开郡会议。秘密委员会可以时有时无，人身保护法可以中止又中止，但卡特莱特少校却岿然不动，准备当局把他送进监狱，他发表宣言，寻求古代宪法先例（因为他仍生活在盎格鲁一撒克逊的时代），在不合法手段的模糊界限上寻找可行方法。坎宁曾带有敌意地说卡特莱特是“伦敦的老心脏，全国的动乱情绪从此得到支持“[72]。而班福德从一个乡村激进主义者的立场出发所作的赞扬就比较准确。他写道：“在1817年人身保护法中止期间，德高望重的少校岿然不动，他英勇如雄狮，平静如处子；在那个纷乱不宁的时期竟几乎未被人们注意”。[73]

卡特莱特做得够多了，科贝特在1817年接过卡特莱特有关组织的过时观念时，只在其中增加了对自己作品力量的无限信赖。他一生中都对雅各宾团体感到踌躇不安，他对任何脱离自己影响的运动都感到不快。他夸大了印刷品对“公众”的影响力，轻视组织的重要性，不知道公众舆论必须通过组织的媒介才能产生效力。而且，从1817年开始，他就因公众和个人原因表现得十分谨慎。这是因为战争期间的铁窗生活曾使他受尽迫害，这时他又一次陷入了周期性的经济窘迫之中，因此他私下决定避免引起当局的再次注意。

所有这些因素，包括个人的和观念的，都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在1817年1月底伦敦召开汉普登俱乐部代表大会结束还不到一周的时间里，激进主义运动就陷入了四分五裂、一片混乱之中。这次大会本来就没有作出任何严肃的组织决定，在周末一两天的争论之后就散会了，只是从科克伦那里得到了一道呈交请愿书的诺言。摄政王在1月28日出席议会开幕式之后的回家路上受到民众围堵，他的马车窗户被砸坏了。政府立即发动从皮特政府以及1795年事件中承袭下来的“警报”手段，而且还任命了“秘密委员会”。当这些人还在从律师的文件箱中仔细筛选他们想象的叛国罪证据之时，一大群改革示威者已经用椅子把怀抱着一卷“约像琵琶桶一样大小的”请愿书（来自布里斯托尔）的科克伦勋爵抬到了下院。上院委员会在2月中旬的一份报告中用最阴沉的言辞叙述了斯彭斯主义者、矿泉地暴动者以及汉普登俱乐部的活动。报告中提出的证据表明：

2月末和3月，议会采取了一系列对付改革者的措施，以最严厉的方式重新颁布了18世纪90年代的镇压法，人身保护法被中止到1817年7月1日，扰乱治安集会法（一直生效到1818年7月24日）的用意是要把所有的改革“社团和俱乐部……作为非法组织和结社加以彻底镇压和禁止”。50人以上的集会必须事先通知地方长官后方能举行，而地方长官则有权解散任何（照他们自己的判断）具有扰乱治安倾向的集会。与此同时，西德默思还从内政部发出通函，提请地方长官的注意：他们有权逮捕那些涉嫌传播扰乱治安的诽谤性言论的人。

此时，科贝特变节了。他的变节有两层含义。首行他选择了当局正在打击汉普登俱乐部的时刻发表了他自己全面否定所有改革团体的言论：

科贝特是在2月中旬说这番话的，两周以后，他对改革团体作出了更强烈的否定：

科贝特全面否定民众组织的言论正好在中止人身保护法那一周发表。伍勒被激怒了，他在《黑矮人报》上规劝科贝特说：“先生，看在上帝的面上，别说只会造成危害的话，别把我们出卖给敌人”：

3月底，科贝特又一次变节。他自愿流放美国，还辩解说这是因为国内政府的镇压法令是特地针对他的。[77]此后，其他许多种刊物很快填补了科贝特的《纪事》留下的空白，主要是《黑矮人报》、霍恩的《改革家纪事》以及舍温的《政治纪事》。这些刊物成功地顶住了迫害，从而使科贝特的变节黯然失色。不过，他的出走还是直接导致改革派的心情沮丧和士气低落；而且在随之而来的混乱之中，改革运动的全国中心也就不复存在了。

在迫害和混乱发生的同时，出现了“背毯进军”、“阿德威克密谋”和“彭特里奇起义”这些互相牵连的事件。在英格兰中部和北方的许多地区，地方改革运动仍然是强大有力的。1816年秋季和冬季就曾出现过引人注目的公众集会。[78]与春季出现的政治危机伴随的是出现了极度的经济困难，纺织业和制铁业地区的失业和价格飞涨。这一切一直持续到1817年的夏季末。在1816至1817年间的冬季，政治集会、读书讨论的风气已经蔓延到大多数工业地区。从诸如莱斯特、曼彻斯特、诺丁汉、德比、设菲尔德和伯明翰这类中心向外扩散，在周围工业村庄中出现了与改革团体相联系的网络。在一些产生了中心组织的较大市镇，改革派通常包括一些工匠、小商贩、少数劳工以及中等阶级中的某些极端的“亨特分子”。这些人不仅在自己的城镇，而且还能够从周围地区的工匠或手工工人中得到支持。一旦改革事业在针织业、制陶业、制钉业或是手工织造业发达的村庄打下根基，几乎完全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镇或村的俱乐部也就形成了，而且能像卢德分子那样控制地方社区的同情。

关于莱斯特和兰开郡两地的运动情况，我们了解得相当充分。莱斯特俱乐部建立于1816年10月，其主席是个染色匠兼木材商，副主席是个鞋匠，最积极的成员有一个排字工、一个针织机制造工以及当地针织工的领导人。在一个月的时间内，这种俱乐部的成员（每周交1便士会费）就增加到500多。一个奸细曾报告过1816年11月底的一次大会的情况，到会的有200多人，一个多小时花在喝酒谈天收会费。然后威廉·斯科特，一个当地针织机制造工的首领，18世纪90年代的老资格的潘恩信徒当选为当晚的主席。他向大会致词，介绍大家看一本宫廷纪事的抄件，并宣读一份年金领取者的名单。他的讲话引来了听众的嘘声和评论：

在通过感谢主席的表决之后，斯科特唱了一首歌以示谢意：

到1816年底，据说在莱斯特的村镇已有30多个汉普登俱乐部。有迹象表明，这些俱乐部的是同针织工人的工会组织同步发展的。有些地区的地方长官惊恐不安地把这些俱乐部看成是·种“旨在把议会改革运动纳入卢德运动轨道的尝试”。当局忧心忡忡地注视着政治激进主义渗入农村，并断定织袜工“完全是受了革命即目的这一信念的影响，他们感兴趣的只是作好准备以便在必要时参与战斗”。人身保护法中止之后，莱斯特各汉普登俱乐部的公开活动随即停止，正是这同一个政府当局推断（不无道理）：这是改革派退隐至秘密形式的组织中去的证明，因为卢德运动的经历已为他们作好了准备。[79]

兰开郡的情形大致也差不多。尽管一些较大的市镇如奥德姆、斯托克波特、博尔顿、罗奇代尔不时也能成为改革运动的典范，而且在曼彻斯特的改革派陷入争吵之际也能起到稳定运动的作用，然而，曼彻斯特仍然是改革运动的中心城市。班福德的回忆录一开头就列出一份1816年底“兰开郡的主要改革者”的名单：

我们还可以补充另外一些1816至1819年间杰出人物的名字，奥德姆的约翰·布劳（机品制造工，卫斯理宗一神教的俗人传教士）；班福德的滑稽朋友，约瑟夫·希利（理发师，“庸”医）；约翰·巴古利（仆人）；斯托克波特的塞缪尔·德拉蒙德（“背毯进军”的主要组织者）；曼彻斯特的约瑟夫·约翰逊（小制刷业主），以及聚集在激进的《曼彻斯特观察家报》（创办于1819年初）周围的一群人，其中有名的是沃德尔、詹姆斯·

罗以及J.T.萨克斯顿。此外，因涉嫌参与阿德威克密谋而被扣留的人，包括一个磨刀匠，一个箍桶匠和一个漂布业者。

兰开郡运动头几个月的情况有一种描述，出自印刷匠约瑟夫·米切尔之手，他的说法并不那么可信。早在1816年他就是“利物浦一心会”的成员。这是一个主要由中产阶级组成的协会，由于它拒绝从事公众宣传，米切尔对此感到反感：

为了寻求工作米切尔到了兰开郡南部，他碰见许多“信誓旦旦”但行动消极的改革者，并决心“深入民众传播道德和政治知识”。他成了第一个自封的政治传教士，从一个镇走到另一个镇，靠销售卡特莱特的小册子与他自己的《致人民书或政治入门》维持生活。1816年11月初在他伦敦拜访了卡特莱特，并同科贝特见了面。科贝特把《政治纪事报》的兰开郡经销处交给了他（他似乎是同本波一同分担这一职位），从此他便同汉普登俱乐部结下了不解之缘。[81]

虽说有少数小厂主和职业人士积极参加了兰开郡的运动，但这些人同曼斯特那一小群中等阶级改革派却有着明显的差别。那些人有自己的出版物，而且明显地信仰边沁的思想体系，他们竭力同追随亨特的改革者保持距离，即使是在他们共同参加的运动或是在（如彼得卢事件之后）他们大力支持后者的时刻。[82]奇怪的是在地方的激进主义领导层中却没有纺纱工人和工厂工人。纺纱工人的激进主义倾向是毋庸置疑的，曼彻斯特当局曾在1817年2月注意到“当附近的纺纱厂停工之时，参加改革集会的人数就大大增加了。这证明不满情绪并不是只有贫穷不幸的人们才有，纺纱工人的状况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好的。但这个群体近来也在捐款支持改革者。”[83]这些年来，纺纱工人的境况日渐衰落，他们进入了第一次工会运动的高峰。1818年发生了纺纱工人大罢工，并出现了组织“总工会”的初步尝试。罢工期间，在地方长官致财政部的信函中，就曾有许多报怨巴古利和德拉蒙德这类激进主义鼓动家的话，原因是他们不仅影响了织工而且还影响了纺纱工。[84]

确实，处于北方工会运动中心的兰开郡纺纱工人正在开创全国规模的新的组织形式。那么为什么在他们当中没有产生著名的改革领袖呢？其部分在于环境，而另一部分则在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纺纱工会（在《结社法》控制下）是一种准合法团体。多年来，纺纱工人已经习惯于把他们有经验的领袖藏在幕后。此外，同织工或工匠相比，纺纱工更容易受到雇主的伤害，而且兰开郡的纺纱厂老板还惯于把政治的鼓动家列入黑名单。[85]从这个意义上说，工厂工人比手织工更不“独立”，即便后者已经濒临饥饿的边缘也是如此。此外，我们必须记住在纺纱厂里工作的时间是很长的。班福德根据在骚动的高峰时期半就业的织工和工匠可以利用没有工作的时间走许多英里路去参加代表会议或参加改革者们高谈阔论的集会而描写的生活方式，是不易被老成的棉纺工人接受的。

不过要进一步举出纺纱工不愿进入改革领导层的原因也并不困难。科贝特和亨特鼓吹的激进主义强调的是经济独立的价值，它在感情上敌视工厂制度，把人们过去的互相联系和经济互惠当做理想，并以此来批判现在，这种激进主义当然不能指明工厂工人的困境。直至19世纪20年代欧文主义和工联主义开始合流之时，也很难从纺纱工人自身经历中产生出激进主义；不过，也有某些证据表明，有一些地区的纺纱工人更喜欢伍勒和卡莱尔宣传的那种更严格、更功利主义的东西，而不喜欢科贝特《纪事》中的道德说教。亨特的激进主义既没有涉及到工厂改革，也没有从总体上谈到社会问题，这样，在1816至1820年间，工厂工人的能量就主要是通过了组织自己的工会来表达了。这里产生的后果是直接的，问题也是明显的。大多数纺纱工人是激进主义者，但当局既不害怕纺纱工人起义，也不担心他们会进军伦敦。

此外，我们还可以说，曼彻斯特作为一个大都市除有一些长处之外也有某些弱点。这个城市的面积很大，行业众多，贫民区遍布。外地人的不断出入，使这个城市形成了很多个镇区，内聚力因此减弱，不如那些内地的小城镇。人口最多的爱尔兰人虽然同情1816至1820的骚动，但他们并不卷入。并且，如果说某些棉业城镇（尤其是博尔顿）有狂热的“效忠国王”的地方长官，那么，许多较小的城镇几乎完全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有时连一个警察也没有。[86]曼彻斯特有一个常驻警监约瑟夫·纳丁，他在卢德运动时期追捕过激进分子，并从中获得了经验。著名的激进主义领袖全被盯住了，而且密探们还不断渗入“曼彻斯特宪法知识会”或“政治同盟”。在1817和1819年，纳丁手下的人和改革派领袖还在曼彻斯特街上互相发生多次争吵，有时甚至还停下来互相嘲笑或威胁，1817年月3曾被逮捕的威廉·奥格登证实说：“声名狼藉的J.纳丁早在6个星期以前就多次向我宣称，如果我不停止参加公众集会，他就要逮捕我。”[87]纳丁有一次曾这样鼓励一个囚徒：开头的日子不会很长，但在回里顿之前就难熬了，我想你会被绞死的。[88]不过，“乡下人”只是偶尔才会受到纳丁的令人不快的注意。

于是，“乡村爱国者”就成了这些年改革运动的中坚，他们自己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在参加1816年10月底曼彻斯特的一次公开集会之后，一个告密者曾同“一群弗尔斯沃思的改革者”一道回家：

大多数带着请愿书和毛毯从曼彻斯特出发进军伦敦（1817年3月）的人是乡村织工。[90]

在可敬的约瑟夫·哈里森牧师（卫斯理宗教士，后来成为激647进主义的雄辩家，小学校长）领导下，斯托克波特曾在1818年成为城市改革活动中作风大不一样的重要的典型；但是“乡下人”再一次是1819年的主要因素。正是这些人，他们的夜间操练（班福德对此曾有生动逼真和过分天真的描写）是彼得卢事件的前兆（曼彻斯特的纺纱工既无时间作此准备亦无在静静旷野进行操练）。也是这些人，他们那非常整齐的队伍（来自利斯、萨德尔沃思、米德顿、罗代尔、奥德姆和伯里等地）在1819年8月16日占满了很大一部分圣彼得广场。正当外地极端的“实力派”在等待伦敦发信号时，相当多的山地织工却在期待着曼彻斯特发生起义，他们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他们的愤怒不仅仅针对当局，而且（人们怀疑）也针对冷酷无情的工厂制度，从而在1817年和1819曾两度助长了这一谣传：变“曼彻斯特为莫斯科”，发动一次起义。1819年底，当曼彻斯特的运动因个人争吵和派系纷争开始解体之际，由一个奸细报告了曼彻斯特联盟的一次充满可怕忿恨且又杂乱无章的会议，报告的最后部分是令人感兴趣的：

这些人当然主要是手织工，关于他们的问题和生活方式我们已在前面章节作了探讨。到1819年，整个兰开郡地区的织工都已投入改革事业，而且从此时直到宪章运动末期，织工和织袜工一直都是改革事业最坚定最彻底的拥护者。要求议会保护的运动接二连三地失败，直接导致改革或推翻政府本身的问题。他们不能单单指望通过工会运动来改善他们的地位；他们曾希望1818年的织工大罢工给他们带来持久的利益，但这次大罢工的失败却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如果科贝特和亨特所鼓吹的经济“独立”和不屈不挠的政治个人主义与工厂工人的经历并不相吻合的话，这种意识却正好适合织工的需要。科贝特厌恶工厂的喧嚣和压迫，他强调每个人都有权以自己的汗水获得一份充足的食物、一件体面的外衣以及物质的福利；他怀疑伦敦、怀疑纸币以及“那个东西”；他喜欢道德的，而不是功利主义的说教；他还对正在逝去的乡村生活价值念念不忘，他的这一切都为织工拥护欢迎。说实在话，织工们除了对他不赞成政治结社和俱乐部的言论反应冷淡外，他们迫不及待地响应了科贝特1817年的大部分主张。

因此可以说，极端改革者的力量隐藏在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的手工工人的村庄中。我们不认为那些从事工业生产的村民就是“乡下佬”或“庄稼汉”，是人民中最“落后的”一部分人。虽然城里的工匠据点——如在伦敦、伯明翰、诺里季、设菲尔德、纽卡斯尔中——为卡莱尔的自然神论以及欧文的社会主义学说提供了最早的追随者，但是手工工人在知识和读写方面也许仅次于他们。如果同其他从事工业的集团（如冶铁工人、矿工、城市贫民、体力劳动者和许多纺纱厂工人）相比，他们还优越一些。[92]早期工业革命时期由于机器的大量生产而出现的相对富裕，不仅带来了物质的丰富，也带来了文化价值的上升。正是因为这种手工行业生活方式遭到了破坏，他们的反抗才格外有力。如果激进主义的“密谋”中心30年来都在彭特里奇、拉夫巴勒和巴恩斯利这类地区，如果讨论阴谋计划的地点是在米德尔顿的某个教堂里，在桑希尔利斯的某个酒馆或赫克蒙德威的某个砂石坑，这并不是因为这些地方偏僻边远，而是这些城镇和村庄的人民处在无计划的经济个人主义与一种旧的生活方式相互冲突的中心。手织工和织袜工是自由放任主义最惨烈的受害者，因此他们引起了西德默思爵士和奥利弗的密切注意。织工们并非后进，而是工业革命在这一阶段中最典型的工人。

手工业工人大量集中的地区全都离伦敦有100至200英里。如果纺织业中心是在埃塞克斯，制针业的村庄是在苏塞克斯——如果织工们把他们的旗帜插到矿泉地，而不是圣彼得广场——那么，英国历史的进程也就改变了。实际上，每当反叛情绪还在彭宁山脉或沃里克郡酝酿时，它并没有明显的近期目标。到1817年，卢德运动已基本上不为人取。如何让政府感到外省感情的压力呢？“背毯进军”（也许在其准备的初期阶段，卡特莱特和科贝特已经知道并予以鼓励）是施加压力的一种尝试。兰开郡人带上请愿书和平地向伦敦进军，他们在路上还召集大会以期获得人们的支持。他们指望得到来自约克郡和英格兰中部的其他进军者的支持。据报道，有一位曼彻斯特的领袖讲过这样的话：“如果我们能使你们到达伯明翰，那就一切都好办了，因为我确信你们的人数将会达到10万。”[93]至于他们打算在伦敦干什么，那就有各种各样的说法。组织者宣称他们的目的仅仅是向摄政王呈交请愿书。然而，伦敦民众可能会以喧嚣的方式欢迎他们，并且进军者们可能会被期望担当马赛人曾在1792年的巴黎所扮演的角色。

我们必须再问一个问题。不仅仅是打算做什么事，而且是谁打算做？手工工人所处的地理位置不仅使他们远离权力中心，而且也在通信联络和组织方面给他们造成极为严重的弱点。我们已经注意到较小工业社区所具有的内部凝聚力以及在面临当局追究时所表现出的能力。但是它们同地方中心缺乏联系，尤其是地方中心同伦敦缺乏联系，则始终是它们在组织方面的弱点。因此对当局来说，要派奸细打入曼彻斯特，甚至打入设菲尔德和诺丁汉的组织都是比较容易的事，而且这些奸细往往凭自己的积极热心和空闲无事被选入地区委员会。在伦敦酒馆的极端分子之中安插奸细则是最容易的事情。

关于1817年春夏之事有一种广为接受的说法：

这就是辉格派对1817年事件的标准解释，也是那个时代的改革者所使用的辩护辞。此外，这种解释还得到了哈蒙德夫妇在学术上的支持，他们的《技术工人》（第12章）一书对臭名昭著的奥利弗的生涯作出了最具威权的重新说明。[95]

不过辉格派的解释实实在在是太简单了。我们没有必要再讨论何为“清晰的”证据这一问题，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在1817年确有某种“实力派”密谋在酝酿之中，而且还同政府挑拨分子的反密谋活动交织在一起。早在1816年12月，伦敦的“雅各宾派”就同地方的极端派建立了松散的联系。至少有两名由兰开郡代表会议在这个月任命的特使接受指示去约克郡和英格兰中部，这两人——威廉·本波和约瑟夫·米切尔——均属“实力派”。从此米切尔（一位消息灵通的地方官曾把他说成是“这一地区相当于首脑的人物”[96]）便频繁来往于伦敦、英格兰中部和北方之间。当班福德于1817年1月出席汉普登俱乐部的“代表会议”时，米切尔和本波已在伦敦建立了许多联系。本波扮演着“几乎是掌礼官的角色”，而米切尔则陪同班福德访问了一些兵营（据班福德不巧妙的说法，这是偶然的），并在营中分发了激进的小册子。由于卡特莱特、科贝特及亨特不愿在组织上充当认真的领袖人物，一些地方代表就去找了沃森医生及他那帮人，并且还在格拉夫顿街的“雄鸡酒店”同他们会晤，其间讨论了建立全国性的通信联络以及（也许）秘密组织的计划。[97]

因此，当人身保护法在3月份第一星期中止时，就已经存在建立全国性组织的初步计划。当局曾断言当时有四个由“秘密委员会”控制的组织中心：1．诺丁汉、德比以及莱斯特；2．伯明翰周围地区；3．兰开郡，4．约克郡。毫无疑问，这些地区的激进派代表之间的交往和通信联系是相当多的。米切尔对这几个月作了记载，当时，他同本波以及奈特为躲避当局“几乎很少在一个地方逗留两夜”。[98]班福德也曾描述过同希利一起“东奔西藏”的日子。当时某些兰开郡的改革者白天不敢露面，“只能像猫头鹰一样在夜幕降临时出来”，其他人也只能“以各种不同的借口聚会”：

一个参加了3月在查德顿召开的一次这类会议的告密者曾用人们从卢德运动到宪章运动都熟悉的语言报告说：

“他们看见狼烟就会前进……”。类似这样的话在内政部1839年和1845年的文件中都能找到。实力派一直等待着“听听来自“伯明翰……或伦敦……或新港的“消息”。从某种定义上说，情况是可悲的。“阿德威克密谋”是用五六次上面提到的那种集会为素材于3月底被人制造出来，并以此为借口逮捕了积极的曼彻斯特领导人的。从另一方面说，情况更加严重。男人们曾几十次分别在十几个地方带着一些枪支和自制武器在英格兰中部和北方的村庄聚会，但他们在行动上优柔寡断。这倒不是因为胆怯，而是担心会被出卖。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有一种地理上的孤立感。只要在危机时刻有“消息”传来，只要某个中心城市被革命者“夺取”，暴动就会迅速波及到其他地区。到了5月，革命情绪仍然在好些地区高涨，而且这些地区之间还不时有联系，但当时却没有可靠的组织中心。全国都期待着伦敦，然而那些已同乡下人建立初步联系的伦敦人却不愿发动一场暴动，在这方面他们还不如乡下人。诺丁汉的制针匠威廉·史蒂文斯曾积极参加过密谋活动，后来逃到美国。他证实，人身保护法中止之后，“他认为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说……现在是反抗的时候了”：

“虽然人们迫切希望找到反抗的方式”……但“直到5月的某个时候反抗的计划才得以形成”。第一次提出这一方案是在4月，“米切尔先生途经诺丁汉……在去伦敦的路上”。[101]

班福德说，米切尔“在他自己的圈子里活动，这个圈子有多大范围除了他之外无人知晓。4月，他在伦敦拜访德斯帕德从前的一个朋友，即雅各宾派的鞋匠查尔斯·彭德里尔，当时他正准备出走美国。彭德里尔帮助一个叫做威廉·奥利弗的人从债务监狱里出来：出狱后不久，奥利弗就“开始表现得像一个激烈的爱国者，而且异乎寻常地急于知道是否有他可以参加的任何政治协会”。[102]奥利弗的表白被人相信了，到3月他已进入到伦敦改革者的内层圈。3月28日他求见了西德默思勋爵。4月，经彭德里尔和其他改革者的介绍而与米切尔见面。米切尔对他房中壁炉台上的“拿破仑全身铜像”以及伯德特、科贝特、霍恩·图克、福克斯等人的肖像印象很深：

但是，当米切尔正式提出要同伦敦委员会见面时，奥利弗又肯定地对他说同时召集他们太危险了。[103]

奥利弗要米切尔同意让他在下一次各地旅行时陪同米切尔，米切尔被说服了。这两人是在4月23日动身的，由于奥利弗的缘故，这次旅行持续了23天，并使他得以见到英格兰中部和北部一些主要中心的改革派领袖。[104]这是一次绝妙的侦察行动，就连西德默思也对奥利弗的报告极为满意。5月5日奥利弗报告了在威克菲尔德参加了一次中心代表会议，与会者是来自伯明翰、设菲尔德、哈德斯菲尔德、巴恩斯利和利兹的代表，另外还有代表英格兰中部靠近北方的托马斯·培根。他们也向每地行将起义的众人作了约定。起义日期定在5月25日，而奥利弗则许诺伦敦“也将会作好准备”，他私下报告说这是“一个软弱无力不切实际的计划，如果被耽搁，它就会自行破灭”。[105]

然而（也许是因为一次错认），米切尔在5月4号就被捕，此后，奥利弗便作为“伦敦的代表”独自前行。[106]这样就出现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状况：暴动的准备在好儿个地区进行，但惟一能被人确认的伦敦联络员却是个政府特务。在伦敦，沃森、西斯尔伍德、普雷斯顿和胡珀等人因叛国罪（参与矿泉地事件）正在等候审讯，他们大概会被判有罪；有些改革派领袖藏了起来，而另一些则跟随科贝特去了美国；还有一些已被监禁。到这时为止，问题似乎是相当清楚的，但各方对以后所作的解释却充满了党派偏见。改革派以及批评政府的辉格党人（诸如下院的贝内特和《利兹信使报》的贝恩斯）煞费苦心地举出各种证据说明奥利弗是6月9日事件的主要煽动者和组织者；在另一方面，当局则断言奥利弗仅起到一个告密者的作用；如果他干涉了革命计划，计划就只会被推迟或瓦解；只是由于他们的警惕，才使得危险的暴动得以避免。

真实的情况也许比这两种解释更复杂。奥利弗并非是打入秘密组织中的惟一奸细。兰开郡和诺丁汉的地方官经常能得到当地告密者的报告，另外，煽动革命的人也不仅仅就是奸细。5月在米德尔顿拜访班福德的人并非是奥利弗，而是德比的代表——托马斯·培根和特纳，这两人后来都参与了彭特里奇起义。威廉·史蒂文斯证实说，当托马斯·培根从5月5日的威克菲尔德会议上带回给英格兰中部靠近北方地区委员会的报告时，

在这期间，奥利弗返回伦敦向其主子作了汇报，但他并没有忘记到冷浴地监狱看望他的老同事米切尔（为此米切尔长期被怀疑是奸细）。[107]5月23日（按照官方说法），英格兰中部和北方的地方长官曾通知西德默思无论暴动能否得到伦敦的支持，它也将于6月9日发生：“他就通知奥利弗搭邮车进入这一地区。”[108]

然而，在第二次旅行中，奥利弗却像一个接受了完全不同的指令的人，他的言谈中满是诺言和保证，先前他还时常说自己是伯德特、科克伦、亨特或是卡特莱特少校“委派的人”。[109]这次他却谈起了沃尔弗汉普顿的改革者占领威登兵营的计划；他说《黑矮人报》的编辑伍勒“此时正在伦敦印制即将由临时政府发布的公告”；每个地方的准备工作都比他正在的地方做得更深人，他的注意力尤其集中在西区和诺丁汉两地。[110]

奥利弗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两个地区是大有讲究的，因为卢德运动的秘密组织曾在这两个地区最为强大。而且，它们还是具有更老的革命传统的中心地区，舍温曾写道：“诺丁汉从未具有……憎恨压迫的习惯性心理，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城镇都不能达到的。”[111]早在1816年12月，本波就曾在彭特里奇召集会议，这一地区的改革领导人托马斯·培根大约有40多岁，是一位“老杰克”。他曾在巴特利铁工厂干过几年铸铁工或修整工。（因参加政治活动受到迫害，1817年不得不又从事针织行业。）政府方面曾准备过一份针对他的简报（但后来从未使用过），根据这份材料，他从1791年起就是“自由平等学说的积极拥护者，同时也是托马斯·潘恩的狂热信徒”。他主张财产应该“平等”，地产应该分割，每个男子都应分得8英亩土地。在培根看来，科贝特的《纪事》以及汉普登俱乐部“还走得不够远”。[112]

在另一个革命中心——西区，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因为菲茨威廉的辉格派地方当局常同西德默思勋爵发生矛盾（这位郡守自己很可能还不知道奥利弗的身份和任务）。在5月的最后一周，行动积极的设菲尔德地方官们依靠自己的情报来源，半夜突然袭击了在“钱德勒先生的磨坊里”举行的一次“10人队领袖”会议。“与会人员大吃一惊，纷纷夺门越窗而逃，钻入了密林之中”。当地的领袖之一沃斯顿霍姆和另外3人被捕。从此设菲尔德的运动就陷入混乱之中。

我们可以比较两份来自当年诺丁汉的独立的材料，这两份材料可能会存在相对立的见解。第一份材料是一个当地的告密者（他并不知道奥利弗的真实身份）给当地官员的报告：

第二份材料是史蒂文斯在约一年之后自己作的解释：

为了作好最后的安排，将于6月7日在设菲尔德召开北方代表的“代表大会”：

史蒂文斯确实于6月7日动身去设菲尔德，但“被一个骑马的小伙子追上了”，结果他回到了诺丁汉：

会后，奥利弗立即乘邮车去了伦敦。他解释说他必须“给伦敦的起义者一个保证，即全国各地会衷心合作”。[114]

奥利弗6月2日至6日在约克郡的活动大致是清楚的。为准备6月6日在桑希尔利斯（杜斯伯里附近）召开一次代表大会，他飞快地奔走于各镇之间。开会前两天，他悄悄地与指挥北方部队的约翰·宾少将见面。此后，桑希尔利斯会议就被宾将军指挥下的部队包围，代表全部被捕。[115]部队虽让奥利弗“逃走”，但几个小时之后，一个改革者就在“威克菲尔德旅馆里看见他（他刚要乘去设菲尔德的驿车离开）正在同宾将军的一个仆人谈话。事情的真相就这样暴露。当奥利弗7日晚到达诺丁汉时有人叛变的传闻就已经在这个城镇里出现了。史蒂文斯描述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人们措辞激烈地反复盘问了密探奥利弗，他能瞒过去算是幸运。一个高个子说（奥利弗报告）“他们并不想在诺丁汉白白地被绞死，就像在兰开郡那样，如果我不在乎，他还不知道该如何看待我”。[116]

然而，“杰里”[117]布兰德雷思却没有参加这最后一次会议。早在6月5日，诺丁汉镇公所的书记长就从告密者手中得到报告：

那天稍后，那个告密者又从布兰德雷思的妻子口中得知他已经走了：“她认为他要到那事开始才会回来”。[118]西德默思勋爵知道发生的一切。从6月7日起，政府、军队和地方治安官就作好了准备，单等彭特里奇的暴动。7日那天，那位诺丁汉镇公所的书记长整天都在同治安官们开会讨论“如何制止和镇压这个市镇及周围地区期待着的暴动”。9日，那位书记长写道：“我的心腹人员正在注意彭特里奇附近地区，监视老培根曾威胁要采取的那些行动……。我们坐在镇议会里等了一夜。”[119]

“奥利弗去了伦敦，他接二连三地把他的牺牲品们抛入了他为其准备的陷阱之中……。奥利弗的老板们本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制止那些暴动准备并把它们公布出来……。但（他们）却不想制止，反而要把它们制造出来……，”[120]这就是科贝特的解释，我们很难看出还有什么别的解释可以说明以上证据。最近有人认为奥利弗并不是一个煽动分子，即使他是，他的行为已经超出西德默思的指令。[121]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利物浦行政当局的成员一看到流血就会呕吐，或者真有什么犯罪感。利物浦勋爵在拒绝为典礼官奈伊被处死一事说情时曾亲笔写道：“人们决不能以为国王不处死叛逆者其地位也能稳固”。[122]卡斯尔雷是靠镇压爱尔兰起义起家的。财政大臣埃尔登勋爵在为死刑作辩护时，就要同罗米利以及刑法改革者进行战斗。[123]当时的政府不仅准备对沃森医生及其同事处以叛国罪，而且也准备对设菲尔德和格拉斯哥改革团体这样做。[124]《混乱的假面戏》揭示的并非雪莱判断中的那种“无知的不法行为”，[125]而是雪莱的大多数同胞所具有的判断。政府需要的是流血，而不是大屠杀；但也要足以让其他人害怕。

彭特里奇事件很快就说明了这一点，布兰德雷斯，这位“诺丁汉首领”，扮演了他所应承担的角色。6月9日前两三天，他就在做公开准备了，在彭特里奇的旅馆里招募人员，召集会议。9日夜，来自各村的200至多达300人聚集起来，他们来自德比峰山脚下的村庄——彭特里奇、南温菲尔德和里普利等。他们当中有织袜工、采石工、制铁工（来自巴特利铁工厂）以及农业工人。他们的枪支不多，更多的人拿着长矛、大镰刀和大头棒。他们当中许多人姓勒德拉姆、韦特曼或特纳，互相之间都有亲戚关系。他们冒着雨朝诺丁汉方向走了14英里，路上还去了一些农场和住宅，并在那里寻求武器和支持。就在其中的一个农场里发生了起义中惟一的一次流血事件。布兰德雷思专横地命令进入一幢据信有一枝枪的房子，他朝窗口开了枪，打死了一个农场帮工。布兰德雷思怀着不屈不挠的决心，带领着一队士气逐渐低落（人数逐渐减少）的人马。他反复吟诵一些诗句，这些诗句正好切合那一夜的情绪：

他的一个副手向一个跟随者保证说：

此刻，布兰德雷思还说了一些激励士气或者说是适合于他的听众口味的话：“在他们到达之前诺丁汉就会投降”，“他们将从诺丁汉出发进军伦敦，还要取消国债”，大队人马“一大早就会像潮水一样从约克郡涌出”，而且：

布兰德雷思向某些犹豫不决的参加者保证说，将有“烤牛排和淡啤酒”以及甜酒，甚至还会有特伦特河上愉快的旅行。“临时政府”将组成，还将拉齐全国起义者的妻室儿女。他总是保证说，“北方的大队人马”会到来，“北方的人会……扫除他们前面的一切障碍，拒绝的人将被就地枪决”。整个夜晚沿途各村庄都被“枪声、号角声、喊声和各种不同的吵闹声”搅得鸡犬不宁。第二天，这支队伍接近了诺丁汉，未见有任何支援队伍的接应，便更加垂头丧气，并开始偷偷逃跑。此时的布兰德雷思也更专横，并威胁说要枪毙逃兵。最后，他们看见了一小队轻骑兵向他们开过来，于是就立即丢下武器，四处躲藏，军队则在后面追捕，没用几天他们全被抓住了。暴动就在这样的恐慌中结束了。[126]

彭特里奇并非是在6月8日至9日夜间发生起义的惟一村庄。虽然约克郡的代表在桑希尔利斯被捕了，[127]但几百名受蒙蔽的工人（主要来自霍尔姆福斯河谷）在一位领袖的率领下攻进了哈德斯菲尔德。那位领袖对他们说：“小伙子们，整个英国都拿起了武器——我们的自由有望了——富人将受穷，穷人将致富”。既然奥利弗叛变之事已经为人们所知，那么为什么还要发生这次袭击事件呢？两名暴动者的口供对此作了解释。一份口供说，一位当地领导人宣读了《利兹信使报》之后说：“一切都完了，因为计划已全被探知，他还说现在就必须干，否则我们都将被绞死……”。另一份口供讲，一位领导人说：“小伙子们，我们必须去，左顾右盼将会一事无成，今晚就必须动身，”——“他认为我们应为自由而战……”。这次事件的许多细节都再现了彭特里奇起义，然而，参加“弗利会堂”起义的暴动者要比德比郡的暴动者幸运得多。他们和一小队士兵相互打了几枪，但无人丧生。当军队的增援部队到来之后，暴动者（也许是因为发现哈德斯菲尔德并没有被革命者所控制而感到垂头丧气）就在黑夜中撒离了。有两个领导人藏了起来。《利兹信使报》揭露了奥利弗之后人们的感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那些被捕者也从中得到了好处，当他们在7月被提交审讯时陪审团拒绝给他们定罪。[128]

我们详细叙述奥利弗的事件，因为这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件重要事件，而且是有几分神秘性质。奥利弗是激进派当中典型的犹大，他所扮演的传奇般的角色将对整个19世纪的历史发挥影响。我们来分别谈谈直接的和较长期的影响。在卢德运动时期，较大工业城镇的地方官实际上已经常雇佣告密者，自18世纪90年代起，政府的一部分经费就已被用于这种秘密目的。然而，公众舆论普遍认为这种做法完全不符合英国的法律精神。“出于预防目的”的警察行动这一概念甚至在刑事案件中也是令人震惊的，当这一概念延伸到“国内的”政治观念领域时，这就同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各种成见发生了冲突。《利兹信使报》揭露了有特殊使命的煽动分子——奥利弗的真实面目后，公众舆论简直一片哗然。当今的历史学家在读到内政部文件中奥利弗的那些报告时也许不会感到惊讶，只会把他看做是密探部队中最勤奋最大胆的一员，但在1817年，成千上万的零售商、乡绅、非国教派牧师以及专业人员都不会想到英国还会发生这类事情。

奥利弗在起义之后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就被《利兹信使报》揭露，政府声誉为此受到极大损害。就在彭特里奇事件发生的那个星期，沃森医生因叛国罪正受到审讯，被告一方把主要原告人卡斯尔驳得体无完肤，陪审团在作出裁决之前刚好有时间听到有关奥利弗真相的第一批材料，结果，他被判定“无罪”。这还仅是一系列法庭败诉中的一例。此外还有格拉斯哥的弗利会堂的“密谋者”以及被指控犯有煽动性诽谤罪的伍勒和霍恩（12月）等人被宣布无罪释放。由于人身保护法的中止，在整个1817年有许多改革者被投入狱，然而，在反对“大陆密探制度”的呼声却日益高涨起来。“实力派”改革者没有被孤立，在反对奥利弗的行动中，极端派与温和派反倒携起手来了。约翰·韦德曾在《女怪》中把奥利弗事件说成是“历史上所记载的最可鄙的做法”，10年之后，弗朗西斯·普雷斯写道：“我简直无法用适当的语言来表达我对这种卑鄙至极的无耻小人的行为的感想，这无异于卑鄙的谋杀行为”：

科贝特（在美国）作出的反应不可避免地滞后了；不过人们只要是读过他在1818年所作的第一批评论，就不会忘记布兰德雷思和奥利弗的名字。政府的做法不仅凌辱了改革者，而且也凌辱了所有那些看重古老的自由主义立宪制度的人，因为这些人认为政府的惟一目标应该是保护个人的权利。

感情上的这种疏远后来又因审讯并处死德比暴动的参加者而变得更加长久了。既然布兰德雷思的案子已有了预定结局（因为他已杀了人），他的下属也就可以只被指控犯骚乱罪。但行政当局却非要让更多的人流血，他们指控35人犯有叛国罪，并格外精心地挑选了最温顺的陪审团。[131]原告方由10名律师担任，以便对付两名指定的被告的辩护律师。被延期到10月的审讯是在恐怖气氛中进行的。被告们几周以来只靠面包和水生存，他们也不得会客。（在德比的万圣堂教堂的墙上用石灰浆书写着：“绞死所有的雅各宾分子”。）审讯的过程也有些奇怪。当时整个国家都有谈论奥利弗，而且人们还满怀信心地希望被告律师会设法证明奥利弗所起的煽动作用。然而，律师连这个奸细的名字也未曾提及。原告方（他们用假名把奥利弗藏在德比）则依据被告所从事的公开活动来断案。为布兰德雷思辩护的“克罗斯律师”声称，被告并非是受了奥利弗而是受了科贝特以及狡猾阴险的激进主义出版物的挑唆和欺骗：

这些都是“迄今为止传到人类手中的最有害的出版物”。[132]布兰德雷尼被定罪之后，那个辩护律师又改变了他所强调的重点，他说，布兰德雷思的同伙是被他们那位能呼风唤雨的领袖所迷惑的。登曼把那位诺丁汉首领比做拜伦笔下的海盗：

无论这种辩解会使登曼在法庭的声誉提高多少，似乎也不足以平息德比陪审团中那些农场主的怨气。特纳、勒德拉姆以及韦特曼均被认定有罪并被判处死刑；在此基础上则让剩下的被告，包括老资格的改革者托马斯·培根以免除一死为条件认了罪，奥利弗所起的作用就这样“被遮掩了”。[133]

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全国各地竟有一些改革者甚至冒着自陷法网的风险，也要自愿到德比去证实奥利弗的所作所为。[134]我们不能同意这种解释，即辩护律师没有传讯奥利弗是因为奥利弗事实上同布兰德雷思没有关系。首先，我们知道他同布兰德雷思有关系。其次，登曼知道此事。在审讯之前他曾写信给一个朋友说，他有理由认为奥利弗是“整个事件”的主要人物。1820年他在下院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时说：“作为被告们的法律顾问，他当时知道的一些事，以及后来弄清的另一些事……”都使他“非常肯定”那次起义就是奥利弗煽动的。不过他认为叫密探来做被告方的证人是不明智的，因为按照诉讼程序的规则，他不能盘诘他自己的证人：“由于这种盘诘难以进行，他们就可能把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被告”。而且这里还有一个（也许是更重要的）考虑：如果让奥利弗出来“说说他与布兰德雷思之间的谈话，那只会证明暴动计划实际上要比犯人们自己所主张的那个计划更深入一些。我们现已确实知道在被告律师的答辩要点上有人批了一短语，说如果想证明奥利弗的煽动作用“是不能允许的，如果允许了，犯人的邪恶并不会减少……。”[135]

这似乎是一种有理的解释。但我们很难相信不能找到某种程序手段，来把那如此罪大恶极的煽动案揭露出来。虽说奥利弗从事煽动的证据不一定能构成被告方的法律依据，但伦敦和约克郡的陪审团实际上已经表明，人们的怀疑可以产生多么大的影响。还有另外一些可能的解释，即当局急于要给被告定罪。（西德默思勋爵10月份一直在生病，“德比审讯的结果比医生给他开的任何药方对他的身体都更为有益"。）他们也愿意采取非同寻常的措施防止人们提出奥利弗的问题。从财政部司法务文件中的答辩要点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政府方面起初是打算第一个以叛国罪和暴乱罪审讯托马斯·培根的（他实际上并未参与起义）。但是（该答辩要点表明），既然要给培根定罪就不能不提出奥利弗的证词，那么，这个老资格的改革派就肯定会以某种方式提出反驳，甚至还会为自己辩护。于是，政府在最后一刻改变了策略：“我们决定不提出任何可能使奥利弗的名字被人提出的起诉”。把布兰德雷思作为主要被告就可能把指控局限于公开的暴乱活动这个范围内了。

此外，被告们直到审讯前一直同外界没有接触，很可能并不了解奥利弗的全部真相。他们的亲属为了给被告筹资曾卖掉了家中的一切，包括床铺。但只是到了秋季，一个名叫韦斯特的伦敦激进的金属线工组织了一个被告委员会之时（最后还在德比说服了亨特参加这个委员会），他们才得到了全国的援救。实际上，政府对辩护律师施加某些压力是完全可能的，他们甚至在绞架上也要千方百计地阻止被害者行使“临终留言”的传统权利，即让一名牧师挡在死刑者与民众之间。激进主义报刊曾渲染说，原告方同被告方之间早已有默契，把最坏的动机归咎于“克罗斯律师”。布兰德雷思的案子是没有救的，但政府方面会不会暗示：如果被告律师不提到奥利弗所起的作用，就有可能不处死布兰德雷思的部分或全部同伙？或者，如果奥利弗的证言被提了出来，原告会不会威胁要把更多的改革派株连人案？[136]

但这种考虑容易把那些被告抛在脑后。杰里迈亚·布兰德雷思是何种人呢？哈蒙德夫妇的描述有其自己的特点。他们笔下的布兰德雷思是“一个半饥半饱、未受教育而且没有工作的针织工”，“随时可能……提出不知多么狂妄的建议”。这是轻蔑性的描写。我们知道布兰德雷思并非是文盲，如果说他半饥半饱失去工作，那么成百上千同他一起的织袜工也是如此，尤其是在他曾受雇的“德比郡的支柱”行业。我们知道他在诺丁汉有一幢房子，而且在他被捕之后，他妻子作为贫民被送到她在阿什菲尔德的萨顿的居留地。一听到她丈夫被判决的消息后，她就从那里写信给他：

（这封信甚至也被监狱看守扣压了。）身无分文的安·布兰德雷思后来为了向丈夫道别，从萨顿步行到了德比。布兰德雷思给她的最后一封信是“清晰、平易而坚定的”：

我们必须根据审讯中的材料以及这些细节来重新塑造布兰德雷思的形象，这也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他直到最后仍拒绝“说出他何处出身，一生中曾从事过哪些不同的职业以及任何涉及他家系的特殊之事”。人们传闻他曾有过不同的行业而且生于埃克塞特。他在监狱里声称自己是“浸礼会信徒”。登曼曾对一个朋友讲，“很多人都谈论他性格中那种坚定和不屈不挠的爱国主义”。在监狱里他曾“滔滔不绝地痛骂和挖苦”一个企图要他自首的地方官，但在其他时候他却格外地沉默坚定。[138]

事实上，这些密谋者并不全是某些历史学家所想象的是目不识丁的庄稼汉。[139]我们不能因他们的追随者中有一个人以为“临时政府”同“粮食”[140]有关就认为他们都是乡巴佬，他们当中有些人还是曾在很多地方见过世面的退伍士兵。布兰德雷思的伙伴之一，47岁的石匠威廉·特纳就曾在埃及和其他地方服过役。[141]韦特曼是锯木工，“很有教养而且正派”，是“一个头脑清醒，性情温和的人”。艾萨克·勒德拉姆“是一个有少量财产的人”，“他同别人在德比附近合伙开了一个采石场，在方圆数英里的范围内他还是个很有名的卫斯理宗传道士”。[142]在监狱里他读的是巴克斯特的《召唤不信教的人》，以此安慰自己。那些被捕的约克郡代表大都是高级工匠，[143]而弗利会党起义之后被指控有罪的24人中也有9人是剪绒工。

以上情况表明我们应该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待这些暴动者。不断有传闻说布兰德雷恩本人曾是卢德分子，或许甚至是一个卢德派“首领”。[144]弗利会堂的暴动者是从霍尔姆福思河谷出发的，这个地区常会使人联想到1812年卢德分子的起誓活动。至少有一名暴动者拥有“一支据他说是在卢德时期曾合作过的旧戟”。一个军官曾在笔记中写道，袭击是伴随着山上的烽火以及表示信号的枪声而来：“这种方式同卢德时期的方式完全一样“。利兹剪绒工詹姆斯·曼很可能曾是利兹地区卢德运动的一名领袖；另一名在桑希尔利斯被捕的代表（斯莫勒）据说曾是“1812年臭名昭著的偷窃武器的人”。一名利兹的治安官报告说，“在暴动前两三周，剪绒工场的人已经在纷纷谈论8日或9日的暴动了”。[145]

因此，有理由认为有些参与起义的人并不是容易受骗的人，而是有经验的革命者。布兰德雷思的长期沉默包含着一种英雄义气，这是人们所不理解的。他对奥利弗的事守口如瓶，很可能是想以自己的死来减轻他的同伴们的罪过，同时也避免牵连别的改革者。有一份材料表明，“据说布兰德雷思曾公开说，他是应该死的。因为他已经杀了人，但他希望他是惟一的牺牲者”。但同时他对自己犯的杀人罪”并不感到悔恨”。虽然他“愿意参加任何宗教活动”，但他“无所谓悔悟，而且对任何恐惧都能经受得住”。他写信给妻子说，“上帝使我极度坚韧，使我能在受审时保持自己的灵魂。”[146]

我们可以把彭特里奇起义看做是历史上最早的、没有中等阶级支持的、完全无产阶级性质的起义之一。这次革命运动的目标也许用贝尔珀街头歌曲的歌词最能加以概括——“革命开始了……”。[147]这次起义为在战争期间陷于极端孤立境地的北方和英格兰中部的工人投下了一线光明，卢德运动也从此开始转为1818至1820年以及1830至1832年“民众的”激进运动。即便没有奥利弗的巧妙煽动，某种形式的暴动也可能发生，而且成功的机会也许会多一些。[148]实际上，在政府的心目中，暴动的主要唆使者既不是奥利弗，也不是米切尔，而是那个曾在诺丁汉、德比、约克郡、兰开郡和伯明翰等地四处奔走的托马斯·培根。[149]

用现实政治学的术语来说，这一情况为西德默思以及政府的行动提供了一点点正当理由。由于相信某个暴动不可避免，他们便决定以某种特殊方式来解决问题，即强行制造出一个恐怖和刑惩的典型，并以此一劳永逸地平息“下层阶级”可怕的骚动。这并非是说在1817年的情形下工人阶级的起义会有成功的希望。起义的每一个细节都能显示出革命者在组织方面的弱点，他们缺乏有经验的领导集团。那位诺丁汉的告密者显然也是一个受雇的煽动分子（诺丁汉镇公所书记长和西德默思都知道），他的证词揭示了上百个工业村庄中改革者所面临的处境。6月6日，他去阿诺德（以前曾是卢德运动著名的中心）见了查尔斯·史密斯，“并同他谈起了那件事，还问他是否已让所有人都作好准备了”：

成千上万像査尔斯·史密斯这样的人在其后的几个月时间里一直为布兰德雷思感到悲伤。除卡什曼而外，他是双方对抗中的第一个牺牲者。此事造成的心理影响是深刻的，从此之后的政府和改革者双方都意识到这纯粹是一种力量的较量。然而，奥利弗事件所造成的较长期的影响却增强了改革运动中与革命相对的合法主义的力量，一个没有奥利弗的起义有可能把惊慌失措的中等阶级推到了行动当局一边；而一个有奥利弗参与其中的起义却使得辉格党人和中等阶级改革者警觉起来。3年来，中等阶级一直把公民自由和出版权利作为决定性的政治论战的核心，他们为这些权利辩护而且对此非常敏感。奥利弗事件使1817年以后的工人阶级改革运动变得毅然但又有合法主义的特征。“和平方式”从此压倒了“暴动方式”。伍勒、霍恩以及弗利会堂的暴动者被无罪释放，以及菲茨威廉伯爵和诺福克的科克这类人（还有出版界的许多人）对“密探手段”的抗议都强调了日益萎缩的权利和合法主义传统的重要性。彭特里奇起义的失败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了密谋活动的极端危险性，只有彼得卢的突然打击（1819年8月），才把一部分人重新推回到革命道路上去。但卡图街密谋事件（1820年2月）又再次强调了奥利弗事件和彭特里奇起义的教训。从1817年直到宪章运动时期工人阶级的主要斗争方式是利用各种手段进行宣传鼓动和抗议，他们不再积极从事暴动准备了。

温和的改革派和辉格党人也不失时机地抓住奥利弗事件的教训为自己服务。事实上，《利兹信使报》对奥利弗的揭露已总结出这样一个教训，工人阶级必须使自己置身于辉格党人和中等阶级改革者的指导和保护之下。该报就德比审讯发表的社论曾劝告改革者：

在伦敦，伯德特派的《独立辉格党人报》也得出了大致相同的教训：在德比审讯中，有一个牺牲者在1817年早些时候取消了订阅的《独立辉格党人报》，而且还宣称打算订阅《政治纪事报》，从这次起义中就可以看出宣传科贝特的“有害教条”的后果。[152]而在科贝特看来，他的警告是要人们提防各种方式的“俱乐部和通讯会”，这是可信的，而亨特为了平息沃森、克利里和西斯尔伍德这类人的批评，在后来则不止一次在大声疾呼警惕“奥利弗”。40多年来奥利弗的名字就像丧钟一样在实力派改革者和宪章运动人士的记忆中鸣响，他们每一次的暴动准备都因优柔寡断而化为了泡影。

彭特里奇起义直接地、而且是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彼得卢事件，这是有其道理的。因为它是格外强大、格外坚决的“合法主义的”宣传运动（大体上是工人阶级性质的）在潜在的革命气氛中发展的结果。人们在1819年所看到并不是英国传统体制的力量，而是它的逐渐衰落。由于内部分裂和恐怖统治，加上许多地方领导人被捕，改革运动在1818的大部分时间里几乎没有表现出有组织的迹象。然而，奇怪的是，当局也是软弱无力的。政府在伦敦遇到了反对势力，陪审团拒绝给伍勒和霍恩定罪，怪模怪样的印刷品和讽刺诗文出现在窗户上；在当局看来是煽动犯罪的出版物大模大样地到处流传。他们被迫一个接一个地释放1817年因涉嫌犯罪而被捕的改革派——托马斯·埃文斯、格雷夫纳·亨森、奈特、班福德、约翰逊、巴古利、米切尔以及其他许多人。这些人出狱之后到处演讲，参加向他们表示敬意的晚宴，而且还试图控告政府非法拘捕。此外，在兰开郡和英格兰中部还爆发了大罢工，其间据说是非法的工会居然组织上街游行。90年代的镇压不仅得到了土地所有者和许多雇主的赞同，而且在舆论上也得到了相当数量的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支持，从而使雅各宾派不再吭声；然而，1817年的镇压反倒增强了激进改革者的力量，而大部分中等阶级则对政府抱着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1795年，皮特还能以保卫宪法、反对法国标新立异的面目出现在公众面前；但在1819年，利物浦、西德默思、埃尔登和卡斯尔雷则被人们视为一心要以专制的“大陆式的”统治来取代宪法权利的人物了。

1819年是1832年的预演。这两个时期都可能发生革命（而且第二个时期离革命非常近），因为政府陷于孤立，而且统治阶级内部分歧很大。在1819年，改革者具备了合法主义者的角色，因此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他们对权利提出了要求，其中有一些是按法律角度难以拒绝的，而统治阶级从不打算把这种权利扩大到“下层阶级”。但是如果下层阶级得到了这些权利，那么迟早都会导致旧制度的灭亡。许多地方官在给内政部的报告中都用几乎相同的字眼写道：如果集会、结社以及煽动性的小册子不被禁止，这事还能有完结吗？没有人认为权力的结构只是靠皮特的军营就能得以维持。权力的表层，在农村和自治城镇，是由服从与畏惧所构成的，即使骚动和罢工不可避免，但只要某一个暴动首领遭到惩罚，这两个因素仍然足以使那些犯上作乱的人为之慑服。

在1817年，这个旧世界正在逝去，而到1819年，它就已经从英国的各个地区消失了。服从的防线早已被非国教徒和卫斯理教派（不管它自身如何）削弱，后来又进一步受到卢德运动和汉普登俱乐部的挑战。1817年5月，舍温在瑟尔沃尔观察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制造业对工人的影响。“他们的职业性质促使他们组成了社团。”制造业地区的工人以收集会费的方式组织起来了，因此，政治讨论也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人数众多就导致了服从的丧失：

1819年，改革者要求的权利是政治组织、出版自由和公共集会自由，除此之外，他们还要求选举权。我们可以依次谈谈这些权利。首先，英国的工人阶级早已成为（一百年来一直是如此）欧洲工人阶级中最“喜欢组织俱乐部的一个阶级”。英国工人在19世纪早期组织社团的爱好是相当惊人的。卫斯理宗和非国教派教堂的影响，互助会和工会的长期经验，议会立宪制度的形式（这既能从议会选举过程观察到，又能从中等阶级及自学成才的改革者向工人阶级运动所传达的思想中得知），所有这些影响都容易使人热衷于立宪主义的组织形式和规范。据说常有这种情况，只要有6个工人住在同一间屋中，他们就要任命一个主席，并提出议程，或动议先决问题：

这份报告发自曼彻斯特。如果另一份告密者的报告是可信的，我们就可以证明当卡图街密谋者在一间阁楼里策划刺杀内阁成员时，确实发现有必要任命他们当中一员为主席（以此作为这一职位的象征），他们讨论了把卡斯尔雷斩首以及用适当方式烧毁伦敦的问题，并用投票方式对提议进行了表决。

像这样模仿议会只是那种组织传统所表现出的可笑一面。织工和煤矿工人这类人在面临剥削和压迫时所作出的本能反应几乎都是寻求联合，他们已经逐渐意识到只有组织起来，他们才可能由一群暴民转变为一种政治势力。此外，虽然皮特提出的禁止选举全国代表和组织通讯会社的立法还保留在案，但是，当“封口令”在1818年终止生效后，官方就很难从法律上对组织地方会社的权利提出异议了。在1818年的最后几个月和1819年初出现一些新形式的地方改革会社：“斯托克波特政治联盟”、“赫尔政治抗议协会”以及伦敦的“全英论坛”。同各类通讯会社和汉普登俱乐部相比，这些会社都具有公开的特点。最重要的是，它们都是辩论和政治讲座的中心（在纽卡斯尔，这类社团被叫做“政治读书会”），同时还销售激进主义出版物。这样，这类会社反不易受到奸细的挑唆。奸细们可以混入这类会社，但除此之外他们还能干什么呢？[155]

在缺乏全国性组织的情况下，地方会社便从激进主义刊物中寻求指导。正是这类刊物为运动提供了思想联系，否则运动就会四分五裂，因此，要求最充分的出版自由便成为激进运动的主要目标之一。尤其是在1816至1820年，大众激进主义运动从手工印刷品和周刊中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种宣传手段尚完全处于平等的阶段，因为蒸汽印刷机几乎还没有使用（其使用始于1814年《泰晤士报》），而且下层改革团体同教会或国王一样有条件使用手摇印刷机。由于运输太缓慢，全国性的（或伦敦的）报纸并不能削弱地方报纸的阵地；但却有足够时间使每周一次的《政治纪事报》或《黑矮人报》保持每期登出新闻评述，印刷费用也比较便宜，即使没有基金和广告收入也能大获其利。成功的激进主义刊物不仅为编辑而且也为地方代理商、书商以及流动报贩提供了生计。激进主义第一次成为一种可以供养专业鼓动家的职业。科贝特、卡莱尔、伍勒和韦德等人主编的报刊，在有利的条件下销量可以同大多数官方报刊相匹敌或压倒它们。[156]

科贝特变节后，《黑矮人报》便成了激进读者人数最多的报刊。该报编辑T.J.伍勒（1786—1853）是位出生于约克郡的印刷工。他曾在肖尔迪奇做过学徒，他早期的政治活动是参加一些小型辩论会（例如常在哈克尼的“人鱼酒馆”聚会的苏格拉底同盟），战争期间在一些杂志社中工作。[157]1815年，他创办了《剧坛》，这份刊物的辛辣讽刺和自由主义的倾向后来成了《黑矮人报》的风格。他得到了卡特莱特少校在精神上（或许还有津贴方面）的支持。他既是一个口若悬河的演说家，又是一个文笔流畅的作家，他甚至好几次直接把文章写在石印石上。[158]他始终不渝地主张以公开的符合宪法的方式来组织激进派：

在他看来，“政治抗议者协会”（他们的第一个俱乐部于1818年7月在赫尔成立）就提供了一种恰当的组织形式，这类组织内部分成许多小组，每组人数不超过20人，每周交纳一便士会费，主要任务是销售和讨论激进出版物。“较大的集会不那么适合于这类讨论”。按照规则，所有“秘密活动”均须予以拒绝；提出此类建议的人应受谴责或是被开除。“我们的书籍和帐目……随时可以让地方官检查”。有了这些措施，（他宣布说）“密探就不起作用了"，而且（以他自己颇具个性的夸张笔调写道）“西德默思和卡斯尔雷之流的特务们就像被伊瑟利尔天使点触过的那个瞪眼恶魔一样无害，而且在听到夏娃的名字时也会吓一跳”。[159]

伍勒有许多竞争者。在伦敦有亨利·怀特的《独立辉格党人报》，该报纸每周一期，内容丰富，其新闻报道相当出色，但（出于辉格派或伯德特派的政见）对激进组织不感兴趣。还有约翰·亨特的《观察家报》以自己出类拔萃的风格成为激进知识分子的周报，黑兹利特就是该报的定期撰稿人。有约翰·瑟尔沃尔也再次复出，担任了《斗士》的主编。这些刊物全都对平民运动敬而远之。约翰·亨特和亨利·亨特都曾因把他们俩混为一谈而表示愤怒。他们不欢喜下层阶级的“粗俗”。（第一次矿泉地大会之后，《观察家报》曾发表社论宣布同雄辩者断绝关系——“他从没说过一句值得听的话”——这种偏见既无价值又愚蠢。[160]）在众多小册子式的期刊中，舍温的《政治纪事》以及《女怪》最有影响。舍温曾是索斯韦尔一布里奇韦尔猎场的看守人，后因宣称自己是潘恩信徒而被解雇。尽管他还不到18岁，但他的《纪事》（仅次于《女怪》）也许是观点最中肯、文笔最优美的刊物了。由于舍温同理查德·卡莱尔有过交往，他的刊物在激进理论的发展史中还占有一席之地。卡莱尔先是出版《纪事》，后来又控制了其编辑工作，最后把它改为著名的《共和报》。[161]售价一便士的《女怪》发行量较小，而且仅限于伦敦和曼彻斯特。在约翰·韦德（先前是分毛工）的主编下，《女怪》在说理方面是最严谨最有声望的刊物。韦德同样也是最引人注意的《黑皮书》的作者，该书以充分调查研究后所得出的事实披露了议会腐败、冗员闲职、教会中的多处任职和尸位素餐及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重用亲戚、奢侈浪费的现象。它以双周一期的方式发展，每期6便士，售量达到10000册。《女怪》的主要影响在于促成了工人阶级运动理论的形成，起到了连接功利主义和激进工联主义的作用：“我们希望”（韦德宣布说），“我们这些主张普选权的极端激进改革者要同温和的改革者友好”。[162]在伍勒和科贝特的旁边还有若干多少有点短命的暴力派刊物，其中寿命最长的是《美杜莎》，或称《一便士政治家》。该刊物的编辑是史密斯菲尔德的书商托马斯·戴维森。《美杜莎》曾刊载过诸如“摧毁现存制度”这类题目的社论，而且还警告批评家们说：

以上这些刊物把激进主义思想从伦敦传播到了各地，与此有关的编辑、出版商、书商、流动小贩，甚至还有张贴广告的人都成为1817至1822年间为出版自由而斗争的前线战士。[164]激进主义者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增加刊物的销售量，但随着运动的发展，地方中心开始发行自己的出版物。在这些出版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曼彻斯特观察家报》，这更像是一份报纸而不是杂志，其发行量在1819年底已接近《黑矮人报》，而且在报道运动方面比其他竞争者更加具有新闻嗅觉。当然，这份报纸深深卷入曼彻斯特政治；地方政治其他中心地区也同样促进了报刊业的发展。乔治·德蒙兹为了确保自己在1819年4月入选伯明翰救贫局，曾在伯明翰发动了一场猛烈的激进主义运动。他是以一系列的信件来指导这次运动，[165]而《埃德蒙兹的每周纪事》就是这些信件的产物。在诺里季，曾经在1802年把威廉·史密斯送入议会的雅各宾派与辉格派的联盟仍然存在。正是在这里，1818年的大选产生了《蓝白矮人报》。在考文垂和达德利出现了许多小的传单，其他地区也是如此。

“垃圾工和搬运工都在阅读并讨论政治；劳工、帮工和雇主都在异口同声地表示着不满和反抗”。[166]逐一复述地方官和大臣们就这一情况发出的惊呼是令人感到乏味的。在一位观察者看来，由于出版物的影响——

1819年底，正当霍恩和克鲁克香克卓越的讽刺诗文正处在其高峰时节（据说《杰克营造的政治大厦》售量有10万册），埃尔登愤慨地宣称说：

“博尔顿的弗莱彻”写道：“国内几乎每一条街或每一根柱子上都张贴有煽动性的标语口号”。除进行迫害之外，某些接受了津贴的保王派报刊多次想把“科贝特驳倒”。这些报刊是默尔的《白矮人报》、谢杰特《针对科贝特、伍勒、舍温以及其他民主主义的不信教的作家的每周评论》、《曼彻斯特爱国者》，以及伯明翰的“乔布·诺特”等那些下流的小册子作者写的东西。（改革者阵营内部的长期争吵为这些报刊提供了大量的话题）。

我们可以举出这些刊物中的一例以说明1819年底所能见到的恐慌情绪。利兹曾出版过一份伪造的《改革者指南》（旨在以假乱真），洋洋自得的伪作者们为了获得西德默思勋爵的赏识，还寄了一份给他：

改革者坚持“平等原则”，“如果我们对其他人的财产拥有同等权利……那么，根据同一原理，强暴他人的妻子和女儿也会得到姑息和原谅的”。

但现在他们却利用人民的老实可欺从中得利：

合法派改革1819年所要求的第三项权利是公共集会和示威自由。从“伦敦通讯会”组织的最后一次示威活动到矿泉地集会之间有20年间歇。在整个这段时期，除了选举期间的集会和当地辉格派当局召集的郡会（由乡绅主持）之外，民众的政治集会大体上都停止了。在各地的保王派乡绅看来，工人参加由其本阶级主办的集会无异是暴动和反抗行为。1817年初，一个身兼牧师职位的地方官在伯明翰制止一次秩序井然的改革集会时说过这种话：“乱七八糟和不体面的程序，受到错误引导的大众，喧嚣和暴力行为，少数野心家的阴谋……恶劣的诡计。”[170]当第一次公开的改革集会在陶器区（伯斯莱姆，1817年1月）举行时，斯塔福德郡守和塔尔博特伯爵和一群地方官就感到有必要亲自出席，而此时在附近看不见的地方已经布置了军队。[171]

尤为重要的是，宪法派新型的改革示威活动首先在兰开郡发展起来了。早在1816年10月，布莱克本就发生过一次组织很好的公开示威。1817年1月，奥德姆的一次集会游行在前排布置了仪仗队，最后还有由一个教友派药剂师作象征性指挥的乐队演奏。[172]矿泉地事件以及彭特里奇的教训，促使合法主义者下决心去改变对他们的指责：他们是一群无法无天、衣衫褴褛的乌合之众。班福德在谈到彼得卢集会的准备工作时有一段话是人所共知的：

“‘整洁’、‘稳健’、‘秩序’，是委员会发布的第一道命令，后来经亨特先生建议又加上了‘和平’这一条”。这就是1819年8月16日之前的每日夜间或清晨操练的主要目标。后来在游行前往曼彻斯特的路上便出现纪律严明行列壮观的场面——每一百人有一个领队（帽子上别一枝月桂以示区别），队列中有数个乐队还有几面绣花大旗（妇女联盟以隆重仪式赠送的），打头阵的是一队“我们最标致的姑娘”。[173]

但是班福德把这样一种训练和场面说得过于新奇了，因为激进主义者所采取的那些方式有好些个来源。原教旨卫斯理宗的野营集有某种影响，但这种影响对北方的宪章派野营集会则显得更明显。此外，那些为激进派做训练官的退役老兵也起了某种作用，但改革者们受激进的政治传统以及工会和互助会传统的影响更大。自威尔克斯时代以来，伦敦人每逢重大的政治庆典都要设宴纵酒，即使是饮酒有度的普雷斯的威斯敏斯特委员会，在1807年庆祝胜利时所花的钱也比整个选举活动花的钱多。[174]每一次重大庆祝都由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计划，该委员会要安排游行队伍的顺序、路线，选择适当的纪念物和口号，准备乐队和旗帜。当亨利·亨特1819年9月15日（在彼得卢事件之后，受审之前）以凯旋的姿态进入伦敦之时，报上用了整整一栏的篇幅来报道那天的欢迎场面：“数百名步行者扛着大枝的橡木、杨木等物”；“一名步行者扛着象征团结的叉在草耙上的一捆棍子……”；“全体委员携带白色的官杖，身系红色绶带，帽子上还插着月桂枝”；“一面绸缎做的绿色绸旗，上面绣着有金字和爱尔兰竖琴”，还有“乐队，骑手”；“一面顶上和四周都扎有黑纱的白旗”，白旗上有用黑字写的致彼得卢事件牺牲者的字；然后是“一面题有'普选权'字样的旧红旗”；此外是一辆载着亨特先生的朋友——沃森、西斯尔伍德、普雷斯顿和其他朋友的马车，以及更多的乐队、旗帜，更多的骑手，亨特先生……等等。甚至连狗也披红戴绿，颈围上还写有“不要狗税”。济慈曾写信对他的兄弟乔治说：“要让我给你详细描述，得花我一整天时间，还得用一摞纸，从伊斯林顿的天使酒家到王冠与锚的道路两旁都挤满了人。”[175]

这种传统显然在北方不那么强，因为那些地方并不存在选举伯德特和威斯敏斯特委员会这类事。那里较有影响的是互助会和工会。我们知道普雷斯顿同业公会和梳毛工都借用中世纪的仪式，而且那些合法的互助会以前大多模仿了这些仪式。[176]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在战后年代里，“非法”工会一直在公开显示他们的力量。1819年，杜斯伯里的矿工在游行时曾一队一队旗幡飞舞地走过镇区。同年，针织工在诺丁汉举行了秩序井然的示威活动。在1818年的大罢工期间，曼彻斯特的纺纱工“星期二沿着皮卡得利街行进，队伍足足走了23分半钟”，告密者本特这样说，“艾克店里的一名伙计被选出来，他指挥他们，把他们排成队……他们像军队士兵服从他们的团长那样严格地服从他的指挥，整个队伍就像一个团队，行进中几乎没人讲话。”[177]

宾将军当时曾发表意见说：“成千上万的失业人员采取和平行动，这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事。”这句话是值得深思的。那些曾把改革者诬蔑为暴民的乡绅在发现他们并非如此之后都感到心惊肉跳，有些人甚至会惊恐万分。

宾将军在纽卡斯尔说的那番话对于曼彻斯特的情形具有双重意义。审判长诺里斯在彼得卢事件之后提审亨特时曾谈到（也许他还说得轻了）一次会议，

班福德证实，利斯和萨德尔沃思联合会的漆黑大旗上有用白颜料写的“爱”字，上面还画有两只连在一起的手以及一颗心，它是“人们可能设计的最阴沉的景物之一”。然而，引起那无比惊慌的主要还不是那些旗子，而是聚集在圣彼得广场的6万或10万大众遵守纪律的景象。在这次集会前的数周里，一些参加过滑铁卢战役的老兵有时也参加了操练，在有机会的时候他们便把木棒扛在肩上代替滑膛枪，或以击掌代替射击，这就为那些原告证人所说的“军事队列”提供了证据。（亨特自己曾反对过这种“学习当兵的把戏”。）从对这一偶然事情的反应中我们可以看出暴乱转变成为有纪律的阶级这一事实给统治阶级内心造成的恐惧。

甚至连中等阶级改革者也惊慌不安地注视着这一发展：“喧嚣混乱、冗长费时”而“持续不断的会议”，“措辞激烈的决议”以及“狂妄的演说”只会造成“无穷无尽的灾难，从而使温和人士完全不希望他们成功”。[180]在保王派当局看来，他们似乎面临着这样一种挑战：是维持秩序还是让所有道义，甚至武力和权威丧失，一位约克郡的保王派人士写道：“先生，无论他们是武装的还是非武装的”，

每次持续的示威游行活动自然影响了改革者们的士气，随着服从的堤坝一次又一次地被破坏，反抗的洪水便一涌而出了单个的织工或鞋匠因为人多势众、行列壮观以及豪言壮语而不再害怕了，他们的士气更加高涨。如果像这样继续公开地组织人民，统治阶级就不可能进行统治。彼得卢事件前数周，在各个地区中心曾出现了几十次小型集会活动以及（一周接一周的）较引人注目的示威游行：6月在曼彻斯特和斯托克波特；7月在伯明翰、利兹和伦敦。[182]采取公开的合法运动实际上证明比采取密谋和暴动手段更加具有革命意味，伍勒和亨特无需任何秘密“通讯会”或秘密代表制就获得了一种地位，由此他们能够发动一场全国性运动。查尔斯·沃尔斯利先生（7月在伯明翰）为无代表权人民的“立法代理人”，更意味着一种危险的发展趋势：由激进选举权产生的同议会分庭抗礼的全国代表大会。面对这一日益壮大的势力，腐败的旧制度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对改革者实行镇压，要么作出让步。然而，在1819年让步就意味着向基本上是工人阶级的改革运动让步，这是因为中等阶级改革者还不够强大（不像他们在1832年那样），还不能提出一个较温和的前进方向，这便是彼得卢事件发生的原因。

必须再次说明，最近有人提出彼得卢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是无预谋的，它部分起因是曼彻斯特已经恶化的社会关系，但在任何意义上都同政府所考虑的镇压政策无关。唐纳德·里德先生在《彼得卢》一书中着力把这一事件放到当地背景中去研究，他认为：

我们也许根本就无法确定利物浦和西德默思是否参与了以暴力驱散集会的决定。[183]不过，我们如果只依据曼彻斯特当地政见是不能理解彼得卢事件的深远意义的，这正像我们只根据战场和那一天的兵力部署，对滑铁卢战役的战略之重要性也是不可能理解的一样。如果政府对彼得卢事件无准备，当局也就不会在事发之后那样起劲地充当帮凶。在两周之中，西德默思的祝贺以及摄政王的感谢已经转到了地方官和军队手中，以表彰他们“为保障公众安宁所采取的迅速、果断和有效的措施”。要求议会调查的提议被断然拒绝了，检查长和副检查长们都对地方官采取行动的合法“深信不疑”。大法官（埃尔登）“确信”这次集会“是一次公然的反叛行为”，他估计会出现“一种可怕的选择——或是要军政府，或是要无政府状态”，国家起诉一开始就不是针对罪犯，而是针对那天的受害者——亨特、萨克斯顿、班福德以及其他人——只是在很不情愿的情况下，最初的企图（以叛国罪控告他们）才被放弃了。如果是曼彻斯特的地方官们主张采取镇压政策，那么政府就以各种方式表示赞同并让他们自由处置。亨特、卡特莱特、伯德特、卡莱尔、查尔斯·沃尔斯利爵士、罗（来自于《曼彻斯特观察家报》）和伯明翰的埃德蒙兹等人只是1819年底被监禁或等待起诉的那些人中的一部分。身为牧师的地方官海在彼得卢审判中表现突出，因而获得罗奇代尔2000英镑奖赏。菲茨威廉伯爵则因反对大屠杀而被解除了郡守职务。六项法令为8月16日的行动签字盖章。即使彼得卢镇压不是预先安排的，它似乎也是政府一直期待的某种信号。[184]

利物浦勋爵宣称，曼彻斯特地方官们所采取的行动虽然并不十分“谨慎”，但“大体上是正确的”，“除支持他们外别无选择”。在某种意义上，这次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致使这次冲突变得不那么“谨慎”的原因还在于它本身所特有的野蛮性质，要对这一点作出解释我们还得对曼彻斯特的背景情况作一番考察。曼彻斯特的保王党人同工人阶级改革者之间存在着非常激烈的对抗。这部分原因是由于工人阶级运动的成熟；此外还包括许多因素——许多大的工商家族的保王党的感情；他们对工会的敌意；卢德运动及1817年的传统；纳丁的影响；托利派牧师的影响等等。普雷斯曾在信中对霍布豪斯说：“这伙曼彻斯特义勇骑兵和地方官比你想象的更野蛮”

“他们把人民砍倒并用脚踏碎，并以为人民会像公地里的金省花丛那样不复存在“。[185]《曼彻斯特观察家报》的一位作者在彼得卢事件前一周曾在报上对“曼彻斯特的官方绅士们”说：“试问丹东、马拉、罗伯斯庇尔那些残忍的党徒敢不敢成为更专制更暴虐的一伙。”[186]彼得卢事件一月之后，一位身为牧师的治安法官自恃有法庭特权竟对被告说：

不知为什么人们没有注意到有关彼得卢事件的两个问题。其一是那天发生的流血暴力事件，它确实是一次大屠杀，我们没有必要在此赘述。[188]不过，无论某些参加操练的织工想干什么，亨特在事件前一周的努力确实有效地使人们听从了他的要求，即“冷静和秩序”以及“沉稳、坚定和温和的态度”。各地的领导人也曾告诫他们各自率领的群众不要理会任何挑衅行为。许多棍棒——即“拐杖”——被丢弃了，如此众多的妇女和儿童到会充分证明了这次集会的和平性质，而这次会议（改革者们知道）是全英国都在注视的。对大众的袭击确实是出于恶毒和恐惧。

然而这种恐惧并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被人群包围的凶恶骑兵们所感到的恐惧，而是阶级仇恨所引起的恐惧。义勇骑兵，指骑在马上的曼彻斯特的工厂主、商人、酒馆老板和店主，他们造成的破坏比正规军（骠骑兵）更大。（一位中等阶级改革者证实说），义勇骑兵当中“某些个人的政治仇恨达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189]这些人对扛旗的人紧追不放，他们知道演讲者的姓名并伺机予以报复，得势之后他们还列队欢呼胜利。一个棉纺工说：“当时四处都是吆喝声，每当有人喊‘发发慈悲吧’，他们就说：'该死的东西，谁让你们来这儿？我们可以从以下记述中感受到当时的混乱场面：

只有阶级战争这一术语才能对此作出解释，但这是一场卑鄙的单方面的战争。力图逃命的人们挤成一团互相践踏，根本就顾不上反抗，只有场地边沿的几个被包围的幸存者发现自己就要被逼进街道和庭院时才向追赶他们的人投掷了砖块。被杀或因伤势严重而亡的共有11人。那天夜里，在从曼彻斯特出来的路上随时都能见到受伤的人。到1819年底，彼得卢救济委员会已核实出421个因在场受伤要求救济的人（还有150人在等候调查），其中161例是刀伤，其余的都是被人群挤压或马踏伤的。受伤者中有100多人是妇女和女孩；虽然这当中有假冒者，但同样也有许多受伤者没有要求救济，这类人或是因伤不重，或是因害怕受骗上当。[191]班福德对那天场景的描绘是令人难忘的：

彼得卢事件中人们所忽视的第二个问题是这次事件的规模，即所产生的心理影响和连锁反应的程度。这次事件无疑成了英国政治史和社会史中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分别谈谈这次事件产生的短期和长期反响，就像谈到彭特里奇起义时那样。全英国在两天之内就知道彼得卢事件，不到一周，人们就开始在啤酒馆、礼拜堂、工场和私宅里谈论这次大屠杀的每一个细节。起初，要指明人们的具体反应是困难的。改革派及其支持者的基本反应与其说是恐慌还不如说是义愤、愤怒或同情。当时在现场，亨利·亨特（在危机期间他表现得最出色）似乎就已感到彼得卢事件是激进派在道义上的胜利，他本人就是义勇骑兵暴行的受难者。他被捕之后受夹道笞挞，两旁的临时巡捕用木棍打他，“就在他走上通往地方官住宅的台阶时”，克莱将军“双手举起一根大木棍朝他的头猛击”，他那顶漂亮的白礼帽被打落而且“紧扣在他脸上”。受到这种待遇的亨特从地方官的住宅出来时（一个正派的反对者回忆说）：

几天来，在兰开郡复仇成了人们直接谈论的话題。曼彻斯特似乎也处于军法管制之下了；骚动出现了，还有谣传说“乡下”人正以军事队形向这里进发。班福德曾描述过人们磨镰刀以及准备“旧斧子……螺丝刀、生锈的刀剑长矛和钉耙”的情景。[194]然而到8月底，暴动的心理冲动反而因为全国出现不可抵挡的道义声援而受到抑制并趋于平稳。“彼得卢”这个词本身就包含着可怕的嘲讽意味，它比任何别的事实都能表明当时的情绪。在其后的几周里，由于受到克鲁克香克和霍恩的讽刺诗文的感召，暴风雨般的激进出版物便滚滚而来了；曼彻斯特的“刽子手们”不仅受到亨特和伍勒滔滔不绝的自由主义雄辩的抨击，而且还得面对更加难以忍受的辛辣讽刺。“杰克营造的政治大厦”写道：“所有的人都衣衫褴褛”，

甚至连摄政王在议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也招来另一道讽刺诗：

彼得卢事件违反了“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所有信念和成见——言论自由的权利，“光明正大的态度”，不可攻击无防备者的禁忌等等。极端激进派和温和派一度放弃前嫌而共同参加抗议运动，许多辉格党人竟也愿意参加这些运动。举行的抗议集会有：8月29日在史密斯菲尔德，主持人是沃森医生，讲演人为阿瑟·西斯尔伍德；9月5日在威斯敏斯特举行了更大规模的集会，演讲人有伯德特、卡特莱特、霍布豪斯和约翰·瑟尔沃尔。[196]10天之后亨特凯旋进入伦敦之时，《泰晤士报》估计有30万人上街。

大凡研究彼得卢事件反响的人都不会认为“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传统仅仅是观念意识上的。在其后的几个月里，政治对抗加剧了，没有人能够保持中立；在曼彻斯特，“保王党人”陷入了极端孤立，而拥有一批追随者的卫斯理宗的信徒们是仅有的站到他们一边的团体（以谄媚的陈述）。[197]如果说许多乡绅和职业人士对彼得卢事件感到震惊的话，他们也不愿意见到恶魔般的人民示威活动。[198]彼得卢事件之后的运动大致都由工人阶级发动并且具有工人阶级性质，这些运动开始是呼吁“复仇”，而后则转入了各种形式的合法主义的抗议活动。

如果说彼得卢大屠杀的意图是遏制公共集会的权利，那么它的后果则刚好相反。人们的愤愤不平，使得那些以前从未出现过激进组织的地区产生了激进组织，甚至在深受“保王党人”影响的地区也出现了公开的示威活动。在沃尔弗汉普顿附近的科斯利成立了一个政治联盟——这是“黑乡”地区出现的第一个组织。一个当地的治安法官抱怨说：

纽卡斯尔的抗议示威最引人注意，此外还有诺森伯兰以及德勒姆的煤矿工。尽管这一地区自90年代就一直有激进主义传统（如比尤伊克和他的工匠、手艺人伙伴们以及强大的互助会和工会）；但教会与国王派掌握了市行政机关并常威胁那些试图公开组织的改革者。《独立辉格党人报》曾写道，“长期以来，皮特那帮人”一直在夸耀英格兰这一地区人民的默从和缺乏生气，然而到1819年7月和8月，激进的“各类读书会”一下子就变成了政治抗议者同盟（这种组织形式曾受到《黑矮人报》的赞扬）。彼得卢事件之后，整个地区似乎都转向了改革派。10月11日（在市长的允许下）举行了公开的抗议集会。事前有人曾预计，由于煤矿行业“比较稳定”，再加上某些煤业老板威胁开除参加集会的人，人们对集会的支持会是有限的。结果，

一支乐队奏着“约翰尼·科普，正在走过来”的曲子为之助兴。

5至10万人“就像变戏法似的突然冒了出来”，观察家们惊讶地发现不仅是担惊受怕的矿工，而且连森德兰和希尔兹的水兵都遵守“秩序、昂扬一致”的指令。行过8英里后，从希尔兹来的那些人甚至还拒绝“享用人们为他们提供的一桶啤酒”，他们“决心……不做任何有损那天的团结一致气氛的事”。大会演讲人有织工、教师、裁缝、印刷、书商和皮匠。这个“激进的星期一”过后（人们把它称为纽卡斯尔“第一次公开举行的公共政治集会”），这个城市便从此进入了全国3至4个激进和宪章运动的中心城市的行列。在以后的几周内，激进派的“小组”就以信仰复兴运动的进度在附近的所有工业村庄和港口迅速形成了，其中有贾罗、里夫希尔、彭肖、雷恩顿、霍顿、纽巴特尔、赫顿、赫伯恩、南希尔兹、温拉顿、森德兰——在这里，“几乎在你遇见的每一个矿工的帽盔中都可以发现《黑矮人报》”。煽动的言论一直在散播着，鼓动工作甚至做到了韦尔默思主教的矿工那里，他们（一个怒气冲冲的地方官写信对西德默思说）“胆大妄为，竟提出要让那些人所共知的激进派商贩为煤矿提供消费品”。[200]

为了对付这一威胁，纽卡斯尔的保王党人成立了“武装协会”。针对这一情形，矿工和锻工们也转而拿起了武器，这些都是内战的前奏。我们过分地受了班福德的影响，他把人们对彼得卢事件的反应说成是除少数几个头脑发热的人之外，所有的人都是冷静和克制的。实际上，在10月和11月间，激进合法运动本身就曾转向革命。如果他们的对手要动武而且以非宪法的方式行动，那么他们也会行使每个公民武装反抗的权利（这种权利是卡特莱特一贯主张的）。如果集会活动被镇压，他们就会带防御器械来开会。他们的主要武装是长矛和粗木棍，木棍的一端有槽口，可以插上锋利刀刃（通常放在持棍人衣袋里）。这种刀刃（大小不一，价格在1至3先令之间，视改革者的财力而定），很容易在小铁匠铺里打制，况且这类铁匠铺在纽卡斯尔、设菲尔德、伯明翰和曼彻斯特也是相当多的。我们知道一个名叫纳曼·卡特的曼彻斯特“企业家”的一些情况（他一方面读《黑矮人报》，另一方面又注视着发财的机会）。他太不慎重，竟然雇了一个受雇的告密者“Y”作他的主要经理人（他的业务就是在旅店和纺织业村庄的“黑店”兜售矛头样品，然后从买主那里分期收回货款）。我们还不能把“Y”的那些琐琐碎碎而且还经常添枝加叶的报告简单地看做是捏造。有一次，他到那个激进的铁匠卡持家去，发现他正同他妻子打架——我告诉他说在安息日打架是愚蠢行为，如果他们一定要打出个结果来，最好是推迟到星期一。他妻子说，我不会再让你打了，你制造枪尖矛头，我要让你蹲纽贝利监狱——她说这话时，他正又推又踢企图把她撵出门去……。

但纳曼·卡特遇到的婚变并不影响枪尖矛头生意在11月的第一周的兴旺势头，“Y”发现了大量喜欢这类样品的顾客，其中一个还说“这会让摄政王和他们那群坏蛋好受的”。他的一个顾客正巧是班福德，在“Y”的报告中班福德并不像他本人在20年之后自我描绘的那种形象。在生意成交的黑店里，班福德敬酒时说，“愿自由之树生长在地狱里，并让曼彻斯特的血腥刽子手成为树上的果！”他的一个同伴在闻到非法酿酒溢出的香味后说，他们要用“长矛狠狠地捅那些曼彻斯特的刽子手们”，然后他就回家干活，让上帝来惩罚他，他的双手会突然脱离身体，并唱着布列塔尼亚之歌，魔鬼就会出来把他们全带去。[201]

这种情绪无疑在工业地区普遍存在。据传闻，有人还用“罐车”把手枪从伯明翰偷运到北方。在10月和11月份，一个接一个的市镇传来报告说人们在准备武器，从事操练和武装示威，这类市镇是纽卡斯尔、沃尔弗汉普顿、威根、博尔顿和布莱克本。11月，哈里法克斯的改革者在集会结束后返回时，“排成8人或10人一排的队伍，有乐队伴奏，还有六七面旗帜，有人还举着点燃的蜡烛；“许多人都手持木棍……”。到一个地方他们便“大声呐喊并朝天放枪”。在伯恩利，虽然地方官发出告示警告人们不得示威，但仍有1万至1.5万人参加了示威活动。领头的人拿着一块木牌，上面写有“秩序、秩序”，但他们还是“放了几十枪”。在哈里法克斯举行的一次较早的大会上，41面旗帜中只有一面写着“我们苦苦呻吟，忍辱负重，盼望解救……。但我们满怀喜悦期待着佳节的到来。”（并不是期待乔治三世的即位纪念日。）[202]另一面旗帜宣称：“血债要用血来偿”。来自里彭登的人扛着一幅画，画面是一个正在织布的半饥半饱的手织工：“穷人的劳动就像富人的财产一样珍贵”。在设菲尔德，巨大的游行队伍向布罗科前进，队伍前面的乐队演奏“死亡进军在梭罗”和“同华莱士[203]一起牺牲的苏格兰人”。[204]

但到1819年12月底，运动实际上已进入了消沉状态。这有两个原因：一是激进运动领导人内部不和；二是“六项法令”的压制。第一个问题是纠缠不清的，而且一直未得到成功的解决。我们已知伦敦的激进派组织长期处于软弱涣散的状况，到1818年和1819年早期，伦敦一直没有出现一个像英格兰中部和北方的政治联盟及政治抗议者协会那样的有凝聚力的团体。他们的活动常常用特别的名义举行——如以“伍勒先生的朋友的聚会”或在“王冠与锚”饭店的专门聚餐会。1818年威斯敏斯特的两次选举使伯德特的支持者同其他激进团体之间的裂痕大大加剧了（伯德特坚持第一候选人为其银行家朋友金奈尔德，然后是约翰·卡姆·霍布豪斯为第二候选人，此人和伯特德一样是反对卡特莱特、科贝特和亨特的主张的）。

虽然矿泉地大会失败了，但沃森医生和西斯尔伍德在组织伦敦大众激进主义运动方面仍然是最坚决的中心人物。如果一个隐蔽较深的告密者（约翰·威廉森）的报告是可信的话，我们可以认为西斯尔伍德和普雷斯顿在1817年秋就开始了密谋准备。[205]他们感到彭特里奇起义后，他们的工作很难开展。斯皮特菲尔兹地区的穷困现象已不再那么严重。9月（据威廉森说），普雷斯顿说“他去斯皮特菲尔兹……见过两三个老熟人，他发现他们在干活，而且不喜欢像他那样的人”。他们没有停下活听他的“说教”，反倒继续织布。西斯尔伍德出席了一个又一个的午夜会议，还含糊地谈到他们从一个住在巴黎的英国人——18世纪90年代的流亡者那里得到了津贴。参加的人宣了誓，但这个组织仍是极小的，“普雷斯顿说“，要到行动前3小时，“他们才会知道他们的计划”。普雷斯顿去伯明翰（1817年12月）停留了很短时间，并报吿说那里的人“精神饱满”。威廉森本人也曾被西斯尔伍德派去侦察一下兵营，并弄清那里有多少门加农炮。然而这伙人除了作出一些暴动的奇思异想外，取得的实际成果却微乎其微。他们让西德默思读到了几份危言耸听的小报告，还建立了几个酒馆团体，而且还在伦敦民众游行示威的好几个场合充当过啦啦队队长。[206]

虽说沃森医生仍同西斯尔伍德保持联系，但他似乎并没有参与密谋企图。[207]1818年2月，西德默思找到了不用审讯就能把西斯尔伍德送进监狱的便利手段。西斯尔伍德曾发表过一封公开信，该信把公众不满和私人怨恨绞在一起，并要求内务部长“给予满足”——也就是要同他决斗。结果最高法院以扰乱治安罪把他拘留起来，关在王座法院监牢里。西德默思勋爵自己掏腰包为他支付了生活费。1819年，激进的伦敦重新觉醒，许多酒馆团体和辩论会（其中有些称为联盟会）相继成立。沃森也再次开始了建立中心组织的努力。在1819年夏，他得到了被释放出狱的西斯尔伍德的合作，后者似乎接受了合法主义宣传鼓动的策略，暂时转而反对政变阴谋。到1819年夏季，“200人委员会”在伦敦成立。[208]从6月到10月，沃森、西斯尔伍德、普雷斯顿以及沃丁顿一直是伦敦最活跃最有影响的领导人物，这尤其是在劳动人民当中。他们除以得到卡莱尔的《共和报》、《自由帽》以及《美杜莎》的支持之外，还得到了老雅各宾主义者、演说家约翰·盖尔·琼斯的支持。彼得卢事件之后，“200人委员会”率先提出为亨特进入伦敦作妥善安排，[209]“医生”本人主持了欢迎仪式，而且还对傲慢自大、政治上挑剔的亨特表现出了相当的自我克制和灵活。

1820年，卡图街密谋事件之后，曾有一个心怀敌意的观察者描述过位于威奇街“白狮酒家”的“激进委员会所在地”，这里被说成是伦敦激进“地下组织”的中心，在酒吧间里：

这样的中心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政府密探经常注意的目标，不过他们的行动并不都是滑稽可笑的，伦敦的“极端”激进派在彼得卢事件之后陷入了十分困难的境地。《自由帽》10月直截了当地宣称，“不流血，改革的目的是不可能达到的”；不负责任的《美杜莎》则写道：

卡莱尔（在两年之后）概括地提出这一时期他的所有作品的基本思想：“直到现行当局不再有力量阻止改革时，改革才会成功，在这之前是不行的……。”[212]此外，在彼得卢事件两月之后，全国领导核心的弱点就充分暴露出来了。亨特的怯懦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彼得卢事件之后他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改革者和当局都急切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这使他的虚荣和自大发展到了极点，彼得卢事件竟成了他个人的奋战，簇拥着他在兰开郡和伦敦走过的队伍也成了他个人的成功。他因伦敦的游行队伍也向沃森表示了敬意而不满；他不同意委员会事先选定的行进路线，结果让成千上万翘首待望的伦敦人等了大半天。（他始终对伦敦怀着怨恨，因为他在1818年的议会竞选时曾受到粗暴待遇而且还受到讥笑。）他因欢迎宴会选举盖尔·琼斯为主席一事同沃森吵了起来，并当众对他大吼说：“你是讨厌的好管闲事的多嘴多事的家伙；我为什么就不能像弗朗西斯·伯德特先生那样在游行之后来当主席？”他然后又为钱的事发生争吵。在兰开郡，他把当地大多数改革领袖都得罪了，反过来又要让数千人的送丧队伍参加他的宠马的葬礼，他实际上（这并非没有理由）还是想为自己在即将到来的审讯中谋取更有利的地位而并不关心全国的运动。[213]

到了9月，改革者开始分为革命派和合法派两翼。亨特和伍勒主张的策略是对彼得卢为非作歹之徒采取消极抵制、抗议和法律行动，同时还抵制各种征税商品。这项策略在8月曾得以大力推行，并得到运动各派的忠实支持。但到了10月这项策略便开始失势，指望从法律方面革除弊端明显是徒劳的，这在兰开郡尤为明显；此外，让北方织工去抵制征税商品也是一种画蛇添足的事。再者，随着抗议运动周复一周地发展壮大，温和派除了叫人耐心等待议会的召开之外提不出任何建议。如果当时没有对彼得卢事件进行调査，或者在人身保护法被中止了，他们还是会提出另外某种建议的。然而，议会直到11月23日才得以召开，那已是彼得卢事件3个多月之后的事了。“极端”激进派以渲染的口吻声称亨特的建议使全国的运动陷入死气沉沉的境地，放弃了公众的首创性，而且在实际上把领导权交给了议会中的辉格党中人。像别的鼓动家一样，亨特似乎也对他自己呼唤出来的那种精神感到惊慌不安。

等了差不多两个月之后，“极端”激进派提出了另一项策略，并得到沃森和卡莱尔的支持。这项策略要求“在同一天在全国……集会”，最先提出的集会日期是11月1日，后来又两次推迟。面临这一情况，合法主义运动还是再上一个台阶，而真正的密谋者（阿瑟·西斯尔伍德是其中一员）也许早就希望同时集会将直接导致暴乱。在10月，这项策略得到了支持，纽卡斯尔、卡莱尔、利兹、哈里法克斯、哈德斯菲尔德、巴恩斯利、曼彻斯特、博尔顿、威根、布莱克本、伯恩利、泰因河畔的纽卡斯尔、诺丁汉、莱斯特和考文垂等城镇都计划举行集会。到月底，一向消息灵通的宾将军就看出西斯尔伍德“已经接替亨特而成为伦敦人崇拜的对象”。西斯尔伍德曾去曼彻斯特游说（那里既有极端激进派的联盟也有亨特派的爱国协会），在那里，他的建议得到了广泛支持。一些集会实际上已经举行了，而且还为11月15日的集会作了进一步安排。10月中旬，亨特看到运动正在逐渐脱离他的双手，便竭力要加以重新控制。在《曼彻斯特观察家报》（10月19日）发表的“给北方改革者的一封信”中，亨特谴责了同时集会的计划。他随后又发表了一封信，提到了奥利弗的名字，而且还特别把密探的污名同西斯尔伍德联系在一起。

在其后的数周里，报刊上出现了西斯尔伍德和沃森为一方，亨特及其支持者为另一方的互相攻击的信件。保王党人的报刊欣然把这些信件重登出来并冠以讽刺性的标题“激进派的公文”。沃森医生因未付清欢迎亨特时留下的一份账单而被捕人狱；亨特也曾几次就他用募捐的钱用于何种开销之事作过令人生疑的解释。他们双方的论战大多是不负责任的，亨特在其中似乎还有充分理由怀疑西斯尔伍德的密谋行动，并认为沃森医生是软弱外行的政治领袖。从另一方面看来，西斯尔伍德似乎确实成功地在全国建立起了一个地下通讯网，这个通讯网在英格兰中部和北方的部分地区还顶住了亨特的抨击。[214]曼彻斯特政治联盟因“亨特及其私党”拒绝支持建议举行的集会而感到垂头丧气。修改过的计划要求伦敦、西苏格兰、兰开郡、约克郡、伯明翰和陶器区等地的“地下组织”的代表在议会重新开会之时在诺丁汉聚会，并使这个秘密会议成为永久性的起指挥作用的“执行委员会”，一旦人身保护法被中止就能号召各地同时集会。因为亨特的激烈反对，这些计划流产。[215]

虽然西斯尔伍德的行为被人们指责为愚蠢，他为此付出了代价，但这实在是出于极端的愤怒，全国的激进派领袖们对六项法令（12月在议会匆匆通过）的反应从根本上说是软弱无力的。11月初，科贝特已结束了他的流亡生活，他在利物浦上岸并受到兰开郡人民凯旋式的迎接。由于久离英国，科贝特已失去了正确的判断，他根本不想领导一次工人阶级的起义，似乎已经成了一个手足无措的人。在利物浦，他宣称自己带回了最伟大的英国人之子——汤姆·潘恩的遗骨。然而（结果表明）科贝特所敬重的并不是潘恩的共和主义思想，而是货币改革的主张。《纪事》一会儿向公众说大话（“大众有权武装自卫”），一会儿又给他们浇冷水：“我真诚地希望人民会完全信赖举债。”这位“掘洞者”会以自己的效力摧毁腐败的旧制度，而无需人民费力：

六项法令通过后，他提出一项宏大崭新的建议，来“为我国的权利和自由进行斗争”。该建议要求建立一项用于改革的约5000英镑的基金，筹集的方法是由每个改革者和工会会员都捐出两个便士，然后“把这笔钱存在我这里”：

六项法令似乎是1795和1817年法令的集中体现和发展。第一项法令禁止操练和“军事”训练；第二项法令规定，一旦怀疑藏有武器，治安法官就可以不用搜查证进入并搜查住宅；第三项法令禁止50人以上的集会，不过也有某些例外（郡和教区集会）和附加条件（旨在镇压激进主义的演讲集会）；第四项法令（这在其后12年中非常重要）增加了期刊出版物的印花税，使之达到6便士和6便士以上；第五和第六项法令均旨在扩充和促进当局的权力，尤其是在对付煽动诽谤罪方面。[217]惟一没有再次利用的镇压措施只剩下中止人身保护法这一条了。随后，政府便在法庭上发动了英国历史上最持久的迫害运动。到1820年夏，亨特和4位曼彻斯特改革者（被控参与彼得卢事件）以及伍勒、伯德特、查尔斯·沃尔斯利先生J.哈里森牧师、奈特、卡莱尔、埃德蒙兹、罗·约翰斯顿、巴格利、德拉蒙德、米切尔等人均被监禁。在此之前，“煽动性”和“漫骂亵渎”的报刊就遭到了大规模突袭，几十例针对出版商或报纸经销人的迫害均系私人迫害团体所为，或是依照即决裁判权处理的。阿瑟·西斯尔伍德最终被当众绞死了。

1795年的两项法令至少是在规模盛大的示威游行的情况下通过的（福克斯本人甚至也放下架子在示威集会上发表过演说）。1819年12月，亨特、科贝特、伍勒或伯德特应该可以使伦敦、英格兰中部、北方和苏格兰的街道上也充满游行示威的人群。[218]不难推论，激进派领袖们自己对工业中心城市中他们的追随者的品性也是感到不安的。亨特匆匆忙忙地同极端分子断绝了交往，并避免参加任何可能给他即将面临的审讯造成不利的活动。科贝特则教导他的读者用烤麦代替咖啡以及以水代酒的优越性。1820的1月22日，他终于公布了“一项计划”，这项计划建议“女士们发起节酒、节俭和抵制赌博”的运动。[219]战后民众运动的最后一个片段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的。

有关阿瑟·西斯尔伍德和卡图街密谋者的情况我们所知不多。[220]西斯尔伍德是位绅士，他遭受过多种不幸，这大都（似乎是这样）是由他自己造成的。凡是被控犯有两次叛国罪的人大多不愿意像西斯尔伍德在1817至1818年以及1820年第二次和第三次自陷危境。他的勇气中三成以上是蛮干；不过埃米特或“复活节起义”的那些人也是如此。他死后报刊上发表的那些粗鄙下流的有关他的生活传记已成为盖棺定论之说，而且在当今的作品中仍然有所体现。[221]然而这个问题至少可以说尚未证实；而且这也和他在绞架上的行为不相吻合。乔治·博罗也许是把秘密社会的口头传说理想化了，在他看来，西斯尔伍德是“老激进分子”中的一员——“一位英勇的战士”，“曾作为军官在法国服役，并立过战功”，还是“欧洲的优秀剑手之一”。他“从不同别人开战……除非是为了保护弱者和被辱者——他心地善良、襟怀坦白，但过分天真单纯……”。"啊，那些家伙差不多都这样！”[222]

我们很难毫不保留地接受他的敌人以及博罗的那些见解。他无疑是个“老雅各宾”和彻头彻尾的共和主义者。而且，当他的众多朋友在新闻报刊上和群众中长篇大论振振有辞地谈论共和主义思想时，人们反倒认为他比较沉默，只是关注实际的组织问题。然而，更重要的是应该了解这样一个人所面临的困境。11月初在“白狮酒家”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一个奸细报告西德默思说），沃森医生告诉委员会“他本人同乡村的通信已中断，原因是他们支持了亨特”。这一次“西斯尔伍德是同斯皮特菲尔兹的织工站在一起的”。[223]按照另外一些说法，西斯尔伍德本人被亨特的指控即他是奸细深深刺伤了，痛苦之余，决心以某种大胆的举动来消除对他的伤害。当六项法令正在议会通过时，他又重新建立了一些地下团体，主要是在约克郡和格拉斯哥。[224]到12月，卡图街密谋已在酝酿中了。

即使就某些细节而言，卡图街密谋也是德斯帕德和矿泉地事件的翻版，不过是更加轻率、更加激烈、更加悲惨。西斯尔伍德认为他自己有责任把国家从镇压中拯救出来。一旦在伦敦塔、英格兰银行、议会或王宫的第一枪打响，就等于发出了信号，（他坚信）那时斯波特菲尔兹、矿区、史密斯菲尔德就会起义；同时“乡村”也会扫除他们面前的一切障碍。除此之外，西斯尔伍德似乎还向各地的密使发过誓，保证伦敦也会以这种方式行动。他的行为是鲁莽的，在1820年1月和2月的行动简直就是头脑发昏，这种鲁莽是出于绝望。他焦急地（他本人陷入了极端贫穷的境地）在伦敦极端激进分子中以及信奉自然神教的工匠、工人和小商人中活动，这些人阅读并成托马斯·戴维森的《美杜莎》或肖特的《神学彗星报》并赞成其观点。这两份报刊急迫地盼望以流血手段推翻国王和教士的统治。[225]

有许多人热烈地欢迎起义的主张，特别是鞋匠已作好了准备，他们的工会实际上是雅各宾组织，[226]1798年起爱尔兰人据说曾于11月在伦敦戴维森的店里聚会并“力图再次煽动爱尔兰的下层阶级起义”。[227]此外，还有些人提出如何进行第一次攻击。乔治·爱德华兹是位差劲的美术家，他曾为卡莱尔制作一尊潘恩的半身像，而且他还是斯彭斯团体的一位前任书记的兄弟，他的建议特别多。西斯尔伍德在接受死刑判决之前的挑战性的发言中宣称“他提出了”

“爱德华兹也别出心裁，他最后提议在内阁成员的晚餐时发动袭击”。他们在好些个房间以及在卡图街的一间阁楼里开过会。屠夫詹姆斯·英格斯很有些跃跃欲试异想开天，他为自己在行动中扮演的角色着迷了，（根据这项计划）一旦进入那幢住宅，撞开内阁成员晚餐的房门：“我就说，各位大人，我带来了一群群像曼彻斯特义勇队一样勇敢的士兵——进来吧，公民们，各就各位。”他们计划把卡斯尔和西德默思的头挑在矛尖上——在城市里张贴“临时政府”的宣言——对伦敦塔和伦敦市长官发动小规模的佯攻。随着建议中的袭击时间的逼进，西斯尔伍德似乎只是抱着冒死一拼的荣誉感了。必须发动一些进攻，他说，“我希望你们不要放弃所要干的事，一旦你们动手，那就是另一次德斯帕德事件

这项计划当然早就为那些头脑人物所预知，而该计划就打算把他们的首级挑在矛尖上游街号令示众。甚至连《新泰晤士报》也在广告上宣称内阁晚宴是一个骗局。密谋者均被及时逮捕，当然这当中并不是没有小冲突，西斯尔伍德就在冲突时从一个巡捕的手中逃脱。这些逮捕造成了轰动，这正是政府为证明六项法令的正确性所需要的，而且还帮助他们嬴得了大选。[228]当审讯开始（4月中旬）以及爱德华兹的煽动作用被揭露后，轰动效应也就逐渐消失了。

西斯尔伍德和他的同伴们在审讯过程中和绞架上都表现出勇气，甚至还保持了气势。（西斯尔伍德仅有的幻灭感似乎在审讯前数周内，当这些刑事被告从伦敦街头走过而伦敦大众并没有营救他们时才开始产生，）除戴维森（牙买加“有色人”，同卫斯理有些关系）之外，所有的人好像都是自然神论者，而且都拒绝了监狱教士的慰藉。不只一个被告在等候判决时写下了蔑视当局的诗句：

詹姆斯·英格斯写信给他妻子说：“亲爱的西莉亚”，

鞋匠约翰·布伦特判决前在法庭上“非常勇敢豪放而且大大方方地”宣称，

西斯尔伍德在绞架上以他浓重的林肯郡口音宣称：“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记住，我是为自由事业而死的……”。科贝特在一篇动人而朴质的记述中还提到了托马斯·莫尔。目睹过行刑过程的霍布豪斯，在其日记中写道：

大众被拦在离绞架很远的地方，这就使任何营救计划无从实施，同时也使人们无法听到临终遗言了。当被害者的头被展示时，民众狂怒了——“聚集的民众发出的喊声和咒骂声简直无法想象”[229]

“旧激进主义”就这样结束了，就其特色而言，它是18世纪90年代的雅各宾主义在19世纪的延续。（参与卡图街密谋的鞋匠们是最后一批使用“公民”和其他雅各宾术语的人。）我们力图对这样一种习惯说法作一点小小的修正，即卡图街密谋者是一伙罪恶的无赖。西斯尔伍德使他的追随者们暴露于一种明显的挑唆阴谋中，他这样做当然是愚蠢的。（“我就像一头被驱赶到史密斯菲尔德市场卖的公牛”，英格斯在受审时破口大骂：“西德默思勋爵在两个月前就知道这一切了。”）他的计划——夺取大炮和军械库，大烧兵营以及在伦敦市长官建立临时政府——无异是胡思乱想。他还从罗马时代那些为诛戮暴君行为辩护的人那里找到他的阴谋计划的正当理由。在审讯中他宣称“当局在曼彻斯特对人民犯下了叛国罪”：

然而，即使某个类似卡图街密谋的行动在直接的目标方面取得了成功，也很难看出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也许在几天之中会发生更大规模更为血腥的“戈登暴动”；随后极有可能是“白色恐怖”，在10多个英格兰和苏格兰城镇重新发生“彼得卢”。西斯尔伍德一直没有看出莎士比亚通过布鲁塔斯的嘴所表达的讽刺：

然而，那些与西斯尔伍德一同受难的人（他们最有资格批评他的愚行）似乎还以极大的忠诚去追随他。苏珊·西斯尔伍德似乎也不是一个猥琐小人，而是一个勇敢的雅各宾分子。她冷静聪慧，随时准备积极参加辩护。[231]卡图街密谋在多大程度上同真实存在的全国性计划有联系，目前尚不清楚。密谋者被捕之后很快发生了3起未遂起义——起在格拉斯哥，另外两起在约克郡。格拉斯哥附近的几小批织工在4月5日和6日举行了起义（他们的著名旗号“苏格兰不自由就什么也没有”），他们在“邦尼米尔战斗”中同军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结果有3个人被处死。一个是詹姆斯·威尔逊，此人系“老雅各宾分子”；另一个是基尔·哈迪[232]的祖先。这两人都是通过自学具有非凡造诣的人。[233]暴动者们似乎相信他们是按照计划同苏格兰、约克郡、兰开郡、卡莱尔以及所有织工聚集地的织工同时起义的。

6天前（1820年3月31日）哈德斯菲尔德附近的纺织业村庄已经出现了踌躇不定的活动。如往常一样，深深卷入其中的通常都是些剪绒工。彼得卢事件之后出现了数十个俱乐部。订阅的报刊有《黑矮人报》、《自由帽》以及《曼彻斯特观察家报》。一名参加过示威活动的剪绒工，他扛的旗帜上写有下列字样：“起来吧，不列颠人，维护你们的权利：感到危险的狮子醒来了。”他供认说，起义曾计划在11月举行，“因为对曼彻斯特事件进行的调查没有按照他们的愿望进行”。他们散发写有“民”字的半张卡片，起义的信则是传送写有“主”字的另半张卡片，目标是“建立一个自由政府”。随着烽火的升起，200名手持长矛、干草叉和枪支的暴动者集合了，仅仅是因为另外几队人马没有露面他们才散了伙。4月11日夜，在巴恩斯利附近的格兰奇荒地发生了最后一次未遂行动。在这个城镇的亚麻织工和矿工中有40或50个激进“小组”，由一个总的代表委员会来联系，在此之上还有一个7人秘密委员会。他们在会上讨论的主题有：

巴恩斯利的激进派预计整个北方和英格兰中西部都会在同一天夜里起义。他们准备向格兰奇进发，在那里同其他各路人马会合，然后出发：

大概有300人集合，他们带着鼓、武器、行军粮袋（3天的口粮）以及一面镶着黑边的绿旗，上面写着“该杀的致死者必定被处死”。带队的是两个退伍士兵——康斯蒂弗（“滑铁卢战士”，“称职的习字教员”）和艾迪（带一顶象征性的白帽）。他们艰难地向着格兰奇荒野方向走了12英里，在路上还裹挟了几小批人。他们深更半夜一两点钟才到达那块集合地点。他们在那里等了一些时候之后，队伍中就流传起关于政府阴谋的谣言，接着他们就垂头丧气地四散而去。康斯蒂弗、艾迪以及另外好些个人都因这两次未遂行动被流放。

在工业区到处流传着一些谣言。一位伯恩斯利织工在日记中（4月7日）写道：“听人说苏格兰人会很快侵入英格兰并加入英格兰激进派”；但10天之后他写道：3个极端激进分子“离开了我们国家，尽管有人说他们要到海外，但他们的去向仍然是谜”。4月14日，一名叫做约瑟夫·泰亚斯的织工在哈德斯菲尔德附近被捕，在他妻子的帽子里发现了一封他写给“我们兰开郡的兄弟”的信：

那封信最后说：“我希望我们也许还能携手同声再次会合……”[234]

《曼彻斯特观察家报》发出忠告：“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告诫我们的……同胞不要听信任何……来自外地的伪称代表某种权力机构的陌生人的话。”[235]卡图街密谋再次使改革者们想起了奥利弗事件的教训。随着集会被禁止和出版物被焚烧，政治团体开始分崩离析。随着这一情况的出现，又发生了另外两件事并改变了运动的性质和方向。首先，从1820到1825年出现了几年普遍繁荣，物价降低，就业比较充分，削弱了激进主义愤怒的势头。与此同时那些幸存的激进撰稿人（几乎是出于一种解脱）决定开始一项新的事业——为卡罗琳王后的荣誉和王权大肆疾呼。卡罗琳王后因行为不轨而成为乔治四世想要排除的人，她也是“律师绿色文件袋”的最后一个牺牲品。我们不必去探究王后事件中的空话，这件事把激进运动的（也包括保王派的）每一个弱点都显露无遗。它的得意之处（在激进派看来）在于它使腐败的旧制度陷于最荒唐可笑和被动的境地，它使激进主义的演讲、浄谏、抗议和请愿能够以捍卫荣誉、正义以及“真诚依恋王权”的名义来进行，它也使霍恩和克鲁克香克能够写出一些他们的最为得意的讽刺诗文。在整个1820年，科贝特的《纪事》周复一周地完全致力于为王后辩护。布鲁厄姆、科贝特和伦敦市参事员伍德为王后处理事务，甚至还替她写回信以答复人民的致函（这些信函也可能是他们写的）。就连极端保王的《约翰·牛》也有正当的理由认为：“她同在她之前的亨特一样完全成了激进派的领袖”：

然而，挂在王后头上的已不再是“革命的自由帽”了，这顶帽子早已在彼得卢卡图街之间的某个地方丢失。实际上，布鲁厄姆、伍德和霍布豪斯在鼓动运动中的崛起，是19世纪20年代新运动形成的预兆，指导他们的是中等阶级功利主义者和较年轻的辉格党中的一派。[237]

对英国政治传统具有最持久影响的事件也许既不是卡图街密谋也不是六项法令，而是彼得卢事件，因为人们在它的短期反响之后，不能感到它的较长期的影响。首先，它促使中等阶级改革家和辉格派注意到他们失去对无代表权群众的影响后所产生的结果。甚至连威尔伯福斯也认为某些温和派改革者或许应该站出来“解救受亨特和西斯尔伍德这类人控制的人民大众”。[238]1819年的喧闹沉寂下来之后，中等阶级改革运动采取了更坚定的姿态。其次，战后的宣传鼓动动摇了旧制度自身的信心，某些1819年的保王党人在19世纪80年代愿意承认有限让步的必要性，于是就发生了曼彻斯特义勇队的伯利中校也在19世纪20年代为把议席从腐败选邑转交给曼彻斯特而斗争。[239]像皮尔这类人也开始逐渐相信为了对付工人阶级，产业势力和土地势力之间必须建立某种联盟。

然而，彼得卢事件第三方面的经久影响远在于它所引起的纯粹恐怖。在1819年，保王派的行动还能从本阶级中赢得许多辩护者。10年之后，这一事件在人们的记忆中，甚至在乡绅的记忆中也成了一种罪孽。后代人把彼得卢事件作为一次大屠杀来看待，这一事件引起了公愤，我们可以说，在“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编年史中，这次大屠杀在一定程度上仍是一次胜利。就连腐败的旧制度也从心里意识到它再不敢这样干了。既然这个民族的道德舆论宣布践踏和刀劈毫无武器的民众为非法，由此得出的结论就应该是——获得公众集会的权利是不言而喻的，当局日后也许会用马队或暴力驱散罢工者或农业工人，但自从彼得卢事件之后，他们再也不敢对英国和平民众使用那样的武力了。就是在处理“活塞暴动”（1842）和流血星期日（1887）事件时，他们也是小心谨慎地加以控制的。8月16日那在最异常的事件并不是发生在圣彼得广场，而是晚些时候发生在从曼彻斯特出来的路上。塞缪尔·班福德急切地寻找妻子之后又朝回家的路上走，见到有数百人混乱地朝山地方向涌去。在哈珀海他追上了一大群来自米德尔顿和罗奇代尔的人：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目录页 | 上一页 | 下一页 赵立新事件是什么